谢地坤: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从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图景来看

2018-07-19 10:21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谢地坤

Paradigm Shift of Philosophy Studies from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orld Philosophy

 

  作者简介:谢地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哲学理论。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战线》第20181期

  内容提要:文章在分析当代世界哲学研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哲学有不同的特性,但哲学的主题最终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当代世界哲学具有不同的研究倾向,并表现出实践哲学新特点,这表明了今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百年兴衰,强调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势在必行,当代中国哲学家应当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范式而奋斗。

  关键词:共同问题/问题意识/专业化/现实化/科学技术新发展/中国哲学范式转换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21)。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通工具的发达大大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在给原本存在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各种传统文化和文明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促进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大背景必定会引起世界上各种文明体系发生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不是由外部强加的,而是源于内部的,并且是导向文明的进步而不是走向其相反面,这样的变化就应当受到欢迎。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明确指出,“在相互信任和理解氛围下,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①。

  哲学反映的是时代精神,显现的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黑格尔曾说,哲学“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并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②。在当代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绝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居于一隅,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而是要以中华民族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为,自觉地适应全球环境的变化,努力扩大我们的文化视野和学术视野,在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广阔图景中去考察中国哲学发展的问题,或许更能得到一些启迪,从而有益于推进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推动我们的学术进步和发展。

  一、哲学始终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

  我们知道,哲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理论自觉,起源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正是在这几百年内,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都形成了重要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哲学流派;在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中东产生了从以利亚到以赛亚等先知;而在希腊,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更是开启了“哲学的童年”,后来2000年的哲学发展几乎都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对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以“轴心时代”来形容其文化成就之辉煌:“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中国的隐士和云游哲人,印度的苦行者,希腊的哲学家和以色列的先知,尽管其信仰、思想内容和内在气质迥然不同,但都统统属于哲学家之列。”③这就是说,无论哲学史家们对世界各国的哲学有多么不同的定义和判断,但从哲学起源上来说,哲学是人类在其文明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所追问的普遍性问题是一般科学所无法解答的,但它又不同于宗教、神学。

  在此后的2000多年,东西方哲学的发展各有特点。近现代以来,西方诸国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迅猛,国家实力大大增强。而哲学作为其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更是以其思想深刻、逻辑严谨、分析细致而独领风骚。正因如此,不少西方哲学家常常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哲学抱有质疑的态度,而非西方国家也常常以西方哲学为学习、模仿的对象,最起码也要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对象。这样,我们在讨论哲学时往往只是以西方哲学为主要参照,既忽视了世界各国哲学发展的不同特点,也没有注意到哲学发展本身具有的共性。实际上,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哲学探讨的问题都是具体而特殊的,而且表面上看来特殊性或许掩盖了普遍性,但是,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具体而特殊的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的性质,换句话说,正是这些问题构成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从而也构成哲学研究的主题。如若不然,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就不会具有世界意义,反过来,我们中国人也不会接受外来文化,不会出现西学东渐的现象。这种情况恰如王国维先生在百年前提出的那样,“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唯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④。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学说,但并没有独立的哲学学科,人们常常称之为“道学”“玄学”“理学”等,其文献大多收藏于“经学”之中。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初形成和繁茂发生在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儒、道、法、墨诸家各自发声、相互争鸣,却又相互学习,开创了中华文化的最初繁荣。而西汉时董仲舒推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推广,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高度重视儒学的特殊作用,使其两千年来占据优势地位。两汉时期,从印度传入的佛学及其在中原大地的迅速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此后,儒释道三家互动互应、彼此争辩又互相学习和吸收,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儒释道三家合流,乃至宋明理学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发生了重大影响,宋明时期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出现儒学的鼎盛期,形成了所谓东亚儒学文化圈。⑤及至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大,西方学术开始进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国有为的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积弱积贫的面貌,大胆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少人会通中西,开创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新道路。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接受新事物、新文化,通过认真对比和学习,他们勇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才使当今中国哲学界呈现中、西、马三足鼎立的格局。从中国哲学发展的这几千年历史中,我们看到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在不断变化和丰富的,其中关于天人合一、古今变通、知行关系、形神关系、名实之辨等问题的探讨,涉及的都是宇宙观、本体论、人生观、认识论等基本哲学问题,在世界哲学版图上占有不可或缺的独特地位。但是,作为包含在一般学问之中的哲学思维与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不是一回事,直到100年前,我们才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具有独立学科意义上的哲学这门学科,其标志是北京大学在1912年建立的“哲学门”。

  西方哲学在世界哲学的版图中占有优势地位,世界各国现在都是以西方哲学的发展模式为参照,甚至是简单地向其学习和模仿。研究一下西方哲学的发展道路,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西方哲学同样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其面临的问题在不同时期也不一样,所以,分析和解决的理路就很不相同,先后出现了不同的思想、观点,出现了不同的哲学理论和与之相应的不同流派。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拉,近代的笛卡尔、培根、康德、黑格尔等,都是经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到了近现代,哲学的理论、学说、研究方法、方式,甚至其基本立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不同流派之间鲜有共同性。但从哲学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仍然是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这正如施太格缪勒所说:“哲学问题始终不变,与此同时问题的解决方法却不断地改变着,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是错的。”⑥恰恰是人类坚持不懈地对诸如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世界观这些基本命题的探索,才使哲学呈现出既有几千年来的一贯性,又表现出哲学的变易性和进步性。我们在讨论当今哲学的世界图景时,必须阐明哲学这种独特的本质,因为这种本质正是哲学不断前行、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而它又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须臾不可分离。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哲学和英美的科学主义哲学或分析哲学的分立。这两种哲学的发展理路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英美哲学注重实证、经验的分析;欧洲大陆哲学更强调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西方哲学家们最近十几年来对这种分野现象提出了批评,美国哲学家罗蒂就说:“蒯因、库恩、后期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都在致力于说明,那种认为语言有一种可以用逻辑方式来加以揭示的结构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我不知道,除了使哲学回到詹姆士和尼采时代便有的辩证立场外,分析哲学在20世纪还有什么价值。”⑦很显然,哲学如果只是以解读经典为导向,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不对人在世界上如何安身立命等重大问题予以关切和探讨,只是单纯地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那这样的哲学在当代就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哲学所表现出的这种特质,即一方面跟随现代科学的高度专门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则因此必然使哲学局限于某些可操作的特定范围,就必定会使哲学探索和研究领域大大狭窄化。分析哲学的这个问题的显现,使得当下即使对分析哲学还抱有期望的哲学家也不得不说:“当我们很想这样做时,我们应当想到哲学不需要从气质迥异的自然科学那里获得出发令。”⑧分析哲学所走的这段弯路,让英美一些哲学家只得回归哲学本身自有的性质,现在美国新实用主义的抬头就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同样,就欧洲大陆哲学而言,如果忽视对人的具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分析,空谈人本主义,不关注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其本身就不具有说服力,在当下就会削弱自身的意义,久而久之,一般大众也不相信这种说教。所幸,最近几十年来,这两大哲学传统开始缩小这种鸿沟,无论是在英美,还是在欧洲大陆,一些哲学家熟悉这两种传统,并试图将它们内在地弥合起来,如美国哲学家罗蒂、德国哲学家阿佩尔等,都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工作。换一个角度说,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也不是一味地排斥分析哲学,他们也注意学习和吸收分析哲学的方法,特别是其语言表述和论证都比形而上学时代要严密审慎得多。这种尝试表明,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正努力消除20世纪出现的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分裂给哲学本身带来的伤害,试图应用新方法、新理论来探讨与社会重大现实有关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注重单纯的技术或语言表达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从当代科学发展中探究和追寻一种严格的和普遍的形而上学,从而恢复哲学原先就具有的范导性质,达到为当代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哲学基础,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所以,有些西方哲学家相信,调和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鸿沟,尤其是消除分析哲学的弊端,将会使21世纪的哲学比20世纪的哲学做得更好。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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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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