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复杂现代性”论纲

2018-07-25 10:29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汪行福

An Approach to the Paradigm of Complicated Modernity

 

  作者简介: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81期

  内容提要: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无论是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实践筹划的现代性都是复杂的。在现当代各种理论中,现代性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然而,复杂现代性不仅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应该建构为新的理论范式。复杂现代性理论范式将突出三个方面的特征。(1)作为现代性自我证成理论,它是后形而上学的;(2)作为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它是非同一和非总体化的;(3)作为自反性和悖论性的过程,它是辩证的。复杂现代性范式具有双重性,针对现代性的矛盾和缺陷、失败和挫折,它是批判的;面向它的历史成就和合理潜能,它是肯定的。复杂现代性意识对思考中国发展道路有重要的意义,只有参照现代性规范和价值来自我定向,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能不走歪路,只有充分考虑现代性背景和实现条件的复杂性,它才能少走弯路。

  关键词:复杂现代性/规范性/事实性/非同一性/后形而上学/自反性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复杂现代性与中国发展之道”(项目号:15ZDB013)的阶段性成果。

  

  查尔斯·泰勒曾指出,现代性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母题。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和自我理解都是围绕着现代性问题展开的。不仅现代生活的制度,如市场经济、现代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现代生活方式,如个人主义、世俗化和工具理性思维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且新出现的社会病态现象,如异化、物化和无意义感等,也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问题①。因此,现代性问题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具有核心意义。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性的转向”。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实现了独立,而且实现了富强。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实力和国力的增强,“中国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现代性话语与中国发展道路及命运有了特殊的理论关联。

  关于中国崛起的性质和意义,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最典型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文明秩序转变的时期。金耀基说:“中国的现代性,不多也不少,是指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而“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以欧美形态为参照的”②。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实现对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现代改造,完成其“未完成的方案”。另一种观点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中华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特殊成就,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障碍,而且包含着建构现代性的独特文化和精神资源。大体上说,前者在立场上多少偏向普遍主义,而后者偏向于特殊主义。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西方到底有多普遍?中国到底有多特殊?严格来说,这两种立场都是片面的。

  虽然现代性源于西方,但作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实践“筹划”,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展开和进行着的过程。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已经穿越了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时期,横跨了从欧洲到全球的地理空间。在经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竞争、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和战争破坏、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变迁之后,已不再是“原初”现代性了。在当今时代,现代性不是固定的状态,而是各种力量较量的力场(force-field)。其中,任何原则、力量、要素的霸权倾向都会受到反制和挑战,任何主张和方案的自我证成都必须与他者进行沟通和对话。在这一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不论是在观念形态上,还是在现实形态上,现代性都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面对这一变得非常复杂的现代性,任何简单化的思维不仅在理智上是有缺陷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两大问题特别凸显现代性的复杂面相。一是复杂社会中的自由问题,二是复杂环境下人类的共存和发展问题。笔者承认,虽然现代性话语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文化偏好和意识形态立场之争,但它同时也涉及其自我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之争。为此,笔者尝试着把复杂性意识引入现代性话语,提出“复杂现代性”的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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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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