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彬:“德”“性”之辨

——《庄子》内篇不言“性”释义

2018-07-30 11:04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王玉彬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 and "Xing":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bsence of "Xing" in the Inner Chapters of Zhuang Zi

  作者简介:王玉彬,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712期

  内容提要:《庄子》内七篇本不言“性”,但学者普遍认为内篇之“德”即“性”。然而,庄子在诸子竞相言“性”的思想氛围中不言之,更应被解读为学理上的自觉选择。“德”与“性”在庄子那里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并呈现为三个维度的“德”“性”之辨:第一,在内涵上,“性”指向的是“善恶”之道德思考与伦理界定,“德”则试图超越“善恶之性”所导致的虚伪之弊与是非之争,而以“真伪”分辨存在方式的本真与非本真;第二,在性质上,“性”意味着人之“同然”与“实理”,指向着对群体道德的肯认,“德”则意味着独与、虚灵、自适的存在原则,呈现为对个体之殊异存在方式的追求;第三,在政治视域之中,同然之“性”构成了圣王展开“仁政”或“礼治”的现实基础与价值归宿,多元之“德”则是统治者应该尊重并涵蕴的生命本质,而非被教化或同化的对象。

  关键词:庄子/德/人性论/真/善

 

  在论及庄子的人性论或心性论的时候,《庄子》内七篇不言“性”是一个备受瞩目的文本现象。徐复观认为:“《庄子》内七篇虽然没有‘性’字,但正与《老子》相同,内七篇中的‘德’字,实际便是‘性’字。”(徐复观,第336页)这种解读已然成为该问题的标准答案及后人讨论的基础了。但是,徐先生的经典论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既然“‘性’字的流行,乃在战国初期以后”(同上,第296页),成形于战国初期之前的《老子》无“性”字就应是无意识的,然而,《庄子》内篇既产生于“性”概念已然流行的战国中后期,其中无一“性”字就很难说是与《老子》相同的“无意识”。其二,尽管“古代哲学话语中‘性’的概念晚起,是从较早期的‘德’与‘命’等概念剥落出来的”(郑开,2003年,第196页),但我们也不能在“德”与“性”之间直接画上等号或者说两者即是“二而一”①的;“性”之所以从“德”中演变出来,必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否则先哲也就无需多此一举另辟蹊径了。这样来看,“性”与此前之“德”的理论差别似乎更为重要;而且,除了演化为“性”,“德”自身也有内涵的相应转变,尽管这种转变而成之“德”与演化而生之“性”在功能上确实是“相当”的,但在理论上必有重大差异,否则,庄子也不会如此“刻意”地坚守两者之间的界限了。可见,将《庄子》内篇无“性”字与《老子》无“性”字完全等同起来未免太过随意,认为《庄子》内篇之“德”即“性”也有简化并遮蔽问题之嫌。

  与之相反,如果将《庄子》内篇不言“性”视为庄子的理论自觉,这种文本现象呈现出的就是庄子对前人及时人言“性”路数的反思与拒绝;进而,虽然庄子之“德”并非“实际便是‘性’”,却是其思想中能与儒家之“性”处于同一观念层次而形成对应关系的核心概念,从中亦能看出他对“德”这一古老观念的重新疏瀹与接受。本文即欲以先秦人性论史为思想视域,综合学界已有之零散成果,而以某种“后见之明”阐明庄子之“德”与儒家之“性”在内涵、性质及政治指向上的思想差异,衬显庄子人性论②的理论特质,并为“《庄子》内篇不言‘性’”这一文本现象提供一种或许更为合理的解读方式。

  一、“性”之善恶与“德”之真伪

  当我们看到“性”这一概念的时候,“善恶”问题也便隐于其后而呼之欲出了,“以善恶论性可以说是儒家人性理论的基本特点”(陈静,第81页)。然而,“性”与“善恶”之间的这种理论关联并非向来如此。孔子对“性”只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一句语焉不详的表述;根据子贡的听闻来看,孔子甚至很少谈论“性与天道”等道德形上学话题。(见《论语·公冶长》)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为了解“孔孟之间”的儒家人性论打开了一扇隐藏已久的窗户,“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善不善,性也”等一系列论述表明,尽管“善恶”问题已被引入对“性”的讨论,“自然人性论”依旧是《性自命出》的主旋律。根据《论衡·本性》的相关记述,可知从战国中期的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等人开始,“性”之“善恶”问题得到了集中的讨论,其主要思想成果或许就是《孟子·告子上》记载的“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及“有性善,有性不善”等说法。只是到了孟子那里,“善”才被勾勒为一种根源性的道德本质,“性善”也才真正走出了“生之谓性”或“性无善无不善”的大传统,堪称儒家人性论的突破式创获。

  正是从战国中期开始,“孔孟之间”的儒家学者始将“善恶”注入到对“性”的讨论之中,并在孟子时代成为论述这一问题的主流视域,同时也成为后世人性论的主流视域。张岱年总结道:“中国人性论有一个特点,即以善恶论性;关于性的主要争点,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张岱年,第389-390页)“以善恶论性”也便意味着,学者对“性”的讨论必然是在“道德-伦理”境域中展开的;而且,“道德-伦理”属于人文范畴,“以善恶论性”必然指向“人”之属类的人文特殊性,并以“善”为最终之依归。

  “以善恶论性”诚可谓是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但绝非其全部。至少在道家思想的脉络中,“性超善恶论”③就体现得至为明晰。陈静认为,与儒家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不同,道家的人性思想是以“真”为核心价值的,若说儒家是“以善恶论性”,道家就是“以真伪论性”。(见陈静,第79页)然而,如果严格依据文本而为言,鉴于《老子》与《庄子》内篇均不言“性”,原始道家的“真伪”说述实际上并不指向“性”而与“德”直接相关: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老子》第五十四章)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庄子·大宗师》,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因此,与其说道家人性论的核心特征是“以真伪论性”,不如更准确地称之为“以真伪论德”。换言之,与“性”之“善恶”相比,道家更究心于对“德”之“真伪”的辨别。

  那么,“性之善恶”与“德之真伪”之间的理论差异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如果说“善恶”主要是一种“道德-伦理”视角,“真伪”则是一种超越“道德-伦理”的“形上-存在”视角④;其二,如果说“善恶”的描述对象是“人性”,“真伪”的评判就逸出了“人性论”的范围而以更宏深的“物德论”⑤为观照人性之论域。可见,与“性之善恶”问题相比,“德之真伪”的理论基础更显超越,涉及对象更加周延,思想意趣更为深远。其间之根本缘由,正在于老子与庄子抉发出了“道”这一更具形上与本体色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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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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