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海峰:人的存在与自由

 ——马克思关于人的五个论题

2018-08-01 10:31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仰海峰

 Human Existence and Liberty:Marx's Five Arguments on Human

  作者简介:仰海峰,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从类逻辑(人的类本质)到生产逻辑,再到资本逻辑的主导逻辑转换过程。虽然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其思想中一贯的重要指向,但在不同的逻辑阶段,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马克思关于人的五个命题,即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展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讨论的丰富内容与逻辑差异,这是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侧面。特别是在资本逻辑中,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与过去有着重要的差异,他对人的自由的理解也有着不同的维度。在这一新的逻辑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近代意义上的主体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或资本的人格化载体,那么,如何重新讨论《资本论》哲学中的主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解放问题,就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人的本质/资本/人的全面发展/《资本论》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6JZD003)。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哲学有三大主题:即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批判与人的解放。形而上学批判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根本反思,这一批判的彻底化要求将之与资本逻辑批判结合起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及其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批判不是目的,其理论的根本指向是人的解放[1](第一章),因此,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归。相比于传统哲学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人及其存在与本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他对人的理解经历了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人到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转变,而对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讨论,在不同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其主要内容又有着重要的变化,从而使得人的解放这个主题展现出丰富的理论内容。在这一思想转变过程中,马克思对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五个命题: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中,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这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

  一、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确立批判德国当时的宗教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进而确立批判德国社会现实的根本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宗教批判基本结束之后,需要对产生宗教的现实以及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上的思辨哲学展开批判。对德国现实政治及其思辨形态的批判要想超出德国的现实,就必须将批判提高到人的高度,这种批判要想彻底,就要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结合宗教批判进一步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P11)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是青年马克思批判德国现实的根本原则。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命题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他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运用与发挥。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有两个目的:第一,“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第二,要从人本身出发来阐述人的生存与活动,去建构一种新的哲学。“但是用一种纯粹而真实的人的态度去思想,去说话,去行动,则是下一代的人才能做到的事”[3](P120)。对费尔巴哈来说,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对第二个问题他并没有真正展开。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做的批评是比较中肯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2](P504)只有完成了对世俗基础的批判,才可能以人的方式来表达自身,来建构新哲学。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就是要阐明思辨哲学是思辨神学,思辨神学的上帝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必须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取代上帝,成为新哲学的起点,使哲学成为人类学。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指出:“这些原理的任务,就是从绝对哲学中,亦即从神学中将人的哲学的必要性,亦即人类学的必要性推究出来,以及通过神的哲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3](P121)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才能显现出来,上帝的无所不能折射的是人的类本质的无所不能,“所以上帝本质的特点,就是他不是人以外的其他实体的对象,上帝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对象,那么上帝的本质对我们表示什么呢?它所表示的,不是别的,只是人的本质。一个实体以最高实体为对象,它的地位愈高,它便愈加接近人类”[3](P127)。“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实在的东西;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3](P181)。如果说过去认为上帝是人的最高本质,那么当上帝成为人的类本质的代名词时,“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中,对人及其本质的理解体现在对类本质的理解上。对于类本质,费尔巴哈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类本质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形成的。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部分,黑格尔强调真正的自我意识是人与人之间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通过劳动的中介而形成的意识,因此这不是两个孤立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外在的意识,而是内在于两个个体意识中的自我意识,或者说,这是相互间通过劳动交往形成的自我意识。当然,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关系是倒立的,人只是自我意识的载体。对于这种自我意识,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之后,将之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意识,并从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去理解个人。“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3](P185)。在这种统一中,人不仅把自己当作“我”,也当作他人的对象“你”,从而在自身中也就既当作“我”也当作“你”,自己是在作为他人对象的“你”中成为自己的对象的,是“我”与“你”的统一。“人本身,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够将自己假设成别人,这正是因为他不仅把自己的个体性当作对象,而且也把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当作对象”[4](P27)。这种“你”“我”关系,只有在人与人的现实交往中才可能形成。因此,“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3](P173)。第二,类本质是无限的、完满的。宗教的上帝体现了人的类本质,上帝的无所不能正好表明了人的本质的无所不能,这意味着人的类本质是无限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无限中,人才能得出上帝的无限性和无所不能。“无限者的意识,不外是对意识之无限性的意识。或者说,在无限者的意识中,意识把自己的本质之无限性当作对象”[4](P27)。第三,类本质是自由自主的。在人的类本质中,理智、意志、心构成最为基本的东西。“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4](P28)。上帝的完善性正是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上帝的自由正是人的类本质的自由的体现。比如理智,具有独立性和不依赖性,“只有思维着的人,才是自由的和独立的……一般说来,只有那自己就是自己的目标、自己就是自己的对象的东西,才是独立的和不依赖的”[4](P67)。这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人的完善性、独立性表明人在类本质上是自由的。

  费尔巴哈关于人本学的这些核心理念,成为青年马克思哲学理念的重要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颠倒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念,指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在讨论市民社会时,其基础是人的类本质及其现实颠倒的思想。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市民社会、国家等都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人是国家的 (一和一切)。国家是人的实在化了的、经过发挥的、明确化了的总体”[3](P118-119)。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指出:黑格尔的国家是君主制国家,这是将人抽象为抽象人格、国家人格;与此相对,马克思提出民主国家,即从人出发的国家。“人格脱离了人,当然只是一个抽象,但人也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只有作为人们,才是人格的现实的观念”[5](P36)。这里的人们,就是政治意义上的人民,“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的一种存在方式,即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5](P39)。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人的类本质存在颠倒为抽象的理性存在,并使之成为君主制的哲学根据。

  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来批判市民社会中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现实。这些批判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市民社会是一个私利性的社会,处于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利己性的、原子式的个人。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5](P173)。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就是成为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这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解放,不如说是犹太人精神的实现。因此,宗教解放并不能真正地解放犹太人。第二,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的存在。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中的权力体现为相互对立的个体的私人权利,市民社会中的人都是“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5](P185)。因而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的人,是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异化劳动入手来讨论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从而实现了从政治异化批判向经济异化批判的逻辑转换。第三,人的类本质对象化是人的解放之途。对象化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近代以来的哲学史的批判,费尔巴哈指出感性事物是未来哲学的基础。这种感性事物当然不是思辨哲学之下的直接存在的东西,也不是世俗的、一目了然的、自明的东西。“哲学,一般科学的任务,并不在于离开感性事物即实际事物,而是在于接近这些事物——并不在于将对象转变成思想和观念,而在于使平常的,看不见的东西可以看得见,亦即对象化”[3](P174)。对象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决不能越出他自己真正的本质。他虽然可以借幻想而表象出属于所谓另一个更高的种的个体,但他决不能再进一步脱离掉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他给予这另一个个体的本质规定,总只是从他自己的本质中汲取出来的规定;就是说,他只是在这种规定中摹绘出自己,使自己对象化而已”[4](P37)。只有在这种对象化中,人的类本质力量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并摆脱人的异化状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是从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出发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的。在这些讨论中,“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思想构成了论述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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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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