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三个重大理论问题

2018-08-02 09:30 来源:《江汉论坛》 作者:李佃来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江汉论坛》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一项没有先在经验和基础,需要通过厘清学术和理论前提而从头开始的艰巨工作。要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和理论前提,就必须对其理论形态、理论模式及实现路径等重大的、关涉全局的“前端”理论问题予以考察、辨析和说明。概言之,就理论形态和理论模式而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既应当是一种容纳理论哲学问题的实践哲学,同时也应当是一种包含了多维问题的复合型理论;就实现路径来讲,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合宜选择,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这条路径既可以防止理论论证上的缺环,也可以防止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可能性断裂。

  b: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思想资源和实现路径研究”(17ZDA1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15AZD030)。

 

  建构当代中国本土的政治哲学,是近几年中国学术界形成的一个重大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虽然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甚至传统儒家哲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面向伦理世界的政治哲学,但由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并非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而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以来当代中国特定的理论和现实语境而予以建构的全新理论形态,所以总体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一项没有先在经验和基础,故此需要通过厘清学术和理论前提而从头开始的艰巨工作。进而论之,要厘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学术和理论前提,就必须对一些基础而重大的、关涉全局的“前端”理论问题予以考察和辨析,而不是将这些问题掩蔽起来。基于这种审视,本文集中追问和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是理论哲学?二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单一型理论还是复合型理论?三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从具体到抽象还是从抽象到具体?

  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应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是理论哲学?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实践及制作这三种活动类型的界分,以及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两种理性形式的界分,造成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两大哲学形态的基本分野。简单概括,理论哲学主要探求的是具有不变性特征的规律和知识,而实践哲学主要探讨的是具有可变性特征的自由意志和善观念。前者主要包括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而后者则主要包括伦理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从目前的学术开展来看,人们通常是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范导,在严格区隔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前提下,来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而由此一来,政治哲学就被先在地命定为一门仅仅关乎自由意志和善观念,而与认识论、知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无关的实践哲学。这似乎告诉我们,唯有在一条纯粹实践哲学的道路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问题,而一旦夹杂进理论哲学的内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就可能会走向歧途。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其复杂性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想像。

  从哲学史来看,作为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与理论哲学的问题并不总是相互分离和隔绝的,相反它们经常是交织和糅合在一起的。这种交织和糅合的情况,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主要探索的是知识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方面的问题。苏格拉底所实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开启了政治哲学。但“德性就是知识”这个口号表明,苏格拉底并没有由此而改换古希腊哲人对于最高知识和形上世界的探索,而只是将这种探索从自然领域推置到了政治和道德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实质又是以理论哲学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形而上学在其中起着奠基作用。这一点,同样显而易见地体现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柏拉图是在“理想国”的界面上阐述其政治哲学思想的,而理想国作为他所讲的超感性世界,代表的就是真理而非一般性的意见。所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既关涉到善观念的意志,也关涉到善观念的认识和知识,体现了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的高度融合。而至于亚里士多德,他虽然区分了理论、实践及制作并把实践指定为伦理和政治活动,而人们也总是据此来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划界,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和政治活动并非具有任意性,相反要符合事物的本性,所以从事政治学研究(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政治学与政治哲学并未发生分化)的人,应当是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理性的、能够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表明,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实践哲学,虽然与追求确定知识为旨趣的理论哲学形成了基本分殊,但也保留了理论哲学所具有的“求真”意识。由此可见,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始终都是在一条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交融的路线上开展和推进的,亚里士多德的划界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正是基于对古希腊政治哲学这一独特开展路线的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才将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界定为“有关好的生活和好的社会的知识”:“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政治哲学就出现了。”①

  在排除理论哲学问题的前提下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严格说来是近代之后的事情,这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普遍拒斥直接相关。以洛克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关切的最根本问题之一,就是所有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根据这一问题而确立起来的分配正义问题。以施特劳斯之见,合法的所有权就其正义性而言,与古希腊政治哲学所讲的正义有着天壤之别。在正义性上,合法的所有权讲的是“得其应得”,其立论基点是人在物质利益上的占有关系。古希腊政治哲学也将正义界定为“得其应得”,但其立论基点是自然本性和真理:“正义首先要求的就是,每个人被赋予一份他能够很好地履行的职能或工作。但是,每个人能够做得最好的,是依据自然他最为适合的事情。于是,正义就只存在这样的社会中,在其中,每个人都在从事他能做好的事情,每个人都拥有他能够很好利用的东西。正义就等同于在这样的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并献身于这样的社会——一个合于自然的社会。”②以自然本性和真理为基点的正义观念,彰显的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形上关怀及其以理论哲学问题为底蕴的特质。而近现代政治哲学围绕合法的所有权而确立的正义观念,则将自然本性、真理、形而上学等理论哲学的问题和内容,统统视为遥不可及乃至无用的东西予以疏远和抛弃③。

  古希腊政治哲学与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不同,根源于历史基础的根本差异。具体一点说,近现代政治哲学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的历史基础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古希腊政治哲学则缺少这一历史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近现代政治哲学对理论哲学问题的拒斥与其历史基础是相适应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社会中,首要的理论任务的确不在于追求真理和构建形上世界,而在于确证所有权的合法性及分配的公正性。作为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既是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凸显出来的,也要切实对接这一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现实问题,反过来对这一历史实践作出必要的回应。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必然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市场社会有着质的不同,但都作为市场社会,它们又会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使得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问题和形态上与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保持了某种“一致”。比如说,如同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亦应是所有权的合法性及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而其价值内核或价值主干,也应是前者所反复讲述的那些现代价值,如理性、契约精神、公民意识、平等的政治人格和权利、公正、法治等等。然而,这种情况绝不意味着理论哲学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是非法的,从而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像诸多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家那样,在保持与理论哲学严格划界的前提下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哲学。

  我们知道,政治哲学的最大特色之一,就在于其非实证性和超越性。政治哲学的非实证性和超越性,主要体现为对于理想化政治存在的向往和对于政治“乌托邦”的塑造。人们之所以把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为代表的古希腊政治哲学称为理想性政治哲学,根本依据之一,就是其所塑造的乌托邦世界及因之而得以展现的超越性。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乌托邦和超越性,恰恰是在理论哲学的至高点上,借助于自然本性、真理、最高知识和形而上学等问题建立起来的。在此意义上,理论哲学的内容,恰恰成就和确保了政治哲学,而不是使后者成为远离自身的东西。由此反观近代之后的政治哲学,我们看到一种相反的情形。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对于理论哲学的疏远,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对于理想化的乌托邦的疏远。从理想走向现实,由此成为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最大特点之一。然而毋庸置疑,这一现实性的走向与政治哲学非实证性和超越性的本色又必然是相矛盾的。站在施特劳斯回归古典的立场上,这一现实性走向实质是在断送政治哲学的命途。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内在地又形成了一种“反拨”的力量。

  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内在“反拨”,大致始自于康德。康德虽然严格区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但有趣的是,他讲的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纯粹的自由意志,又在先验的界面上获得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奠基,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到了理论哲学的问题。这样来看,康德实质是在形而上学的先验基点上来切入洛克以来的权利、自由、平等、公正等问题的。这一做法,对于在现代世界中重构政治哲学的理想性和超越性,从而恢复政治哲学的思想本色具有重大意义。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研究和建构政治哲学时,自觉继承了康德的思想遗产。罗尔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虽然不可能是柏拉图式的,但却应当成为一种追求合宜政治秩序的“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政治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探讨实践政治之可能性的极限。根据这一功能,我们把政治哲学视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对于我们社会之未来的希望依赖于这一信念:我们的社会制度至少允许一种合宜的政治秩序的存在,从而,一种足够正义,但不完美的民主体制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要询问:在足够合理,但仍只具有历史可能性的条件(现实社会的法律和趋势能够提供的条件)下,一个正义的民主社会将会是什么样的?在如我们所知的民主文化所提供的正义环境的制约下,这样一个社会力图实现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理想和原则?”④如果说在自康德到罗尔斯的传统中,政治哲学形成了一种向理想性和超越性回归的趋势,那么这种回归,又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政治哲学与理论哲学问题的复杂关系。

  要充分彰显非实证性和超越性的本色,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在市场社会的条件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不可能完全走古希腊政治哲学的道路,所以,其乌托邦也不可能是纯粹理想型的,而必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尽管如此,要建立这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也应当要关注理论哲学的问题,特别是要注重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或者至少要形成一种形上关怀。形而上学虽然看似与市场社会格格不入,但对于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意义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确保了政治哲学非实证性和超越性的本色。但这一本色绝不仅仅只是学理上的,而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这种现实针对性在于,如果说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历史方位上我们建构政治哲学所面对的最大背景就是市场经济,那么中国政治哲学责无旁贷的使命和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其提供规范性的论证和辩护;二是立于市场经济之外,为其提供价值和思想的指引。洛克之后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前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后一方面明显不足,即便从康德到罗尔斯的传统,也不外于此。仅仅停留于前一方面,难以从马克思所指认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走出来,上升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界面。我们不仅要建构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相对话的政治哲学,而且也要建构比前者更上乘的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切实地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最终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问题,而是构建“人的美好生活”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就此来讲,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就必须要在上述第二个方面有所作为,亦即必须要确立能够有效引导市场经济的思想性维度。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就不可能将形而上学视为与自己无关乃至与自己对立的东西,而需要将之纳入自身的建构中来。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根据生活实践创立伟大切实的理想,是哲学的重要任务。哲学可以不谈具体的事实,但却不能不谈理想。张岱年先生所说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显然富有启示。在一定意义上,形而上学就表征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伟大切实的理想”,这个理想虽然未必会直接关乎具体的事实,但它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在市场经济这一生活实践基础上所确立起来的“切实的”思想向度。如果说总体来看,这一思想向度在西方近代之后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缺失的,那么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优于前者的一个根本点,就是实质性地确立起这一思想向度。由此来看,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实践哲学的问题,同时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也是一个理论哲学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论述并不是要取消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划界的基础性意义,而是要求在保持两者划界的前提下,又应注重它们之间的内在打通。这不仅不是一个悖论和矛盾,而且恰恰正是建构一种在理论形态和理论功能上皆完备的政治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