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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历史语境、思想资源与对话图景

2018-08-05 23:14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任平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Dialogues of Marxism's Theory of Appearance

 

  作者简介:任平(1956- ),男,江苏高邮人,苏州大学哲学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000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第2018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在应对时代挑战中形成的中国理论,是在学术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自觉的积极产物,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创新的研究逻辑,是在与相关多元学术对话中生长的一种中国原创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与唯物史观、文本—文献学解读、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当代社会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幽灵学等之间始终保持着对话张力并汲取其思想资源。在对话中,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学术标志之一。

  关键词:出场学/思想渊源/学术对话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学术史》(12&ZD108)中期成果。

 

  笔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创新逻辑的研究范式,更是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因何出场、怎样出场”为时代主题的阐释理论。10多年来,出场学研究为学术界所高度关注和逐渐认同,成为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思维工具。然而,对于出场学的出场根据、思想资源及其在时代思想图景中位置的阐释,依然还有空场。本文仅就上述问题作一些解答,着重考察出场学的历史语境、思想资源和对话图景,进而讨论五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出场学与新自由主义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其二,出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其三,出场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关系;其四,出场学与当代西方思潮中相关方法论的对话关系;其五,出场学与当代社会哲学思想的关系。

  一、出场学与新自由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探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因何出场、怎样出场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深度阐释在重大时代挑战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路径。20世纪末,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重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说:“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确实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1](P75)因而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最初的自由启蒙的人,成为世界舞台上毫无对手的“最后的人”。新自由主义同盟宣告马克思主义的退场、“灰飞烟灭”,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时代性挑战:究竟我们的时代场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是我们这一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

  德里达针对“福山宣言”而发表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礼,用解构的批判精神和将一切意义“托付给未来”的后现代精神将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发挥到极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被德里达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事实:160年前由《共产党宣言》宣告出场的“共产主义幽灵”,在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遭遇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当代性和在场性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被边缘化,甚至遭遇当代退场的危险。德里达在追问究竟何为当代时代场域、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代“脱节”的同时,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必须要有某种马克思的精神、他的遗产、他的思想”,希望用继承马克思遗产的“幽灵复活”路径来实施“幽灵学设计”:幽灵出场、幽灵在场、幽灵退场,幽灵未来以何种方式再出场?这一追问,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当代出场的问题以尖锐方式展现出来。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过时”、“退场”甚至“烟消云散”的指认,还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幽灵学辩护,都需要一种基于出场学意义上的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场域关系的再考察。与当年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相比,今天的时代变化呈现出某种断裂抑或是差异,如何来认知这一差异,从而作为判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的根据,就成为出场学的主要聚焦点。

  在新历史场域中,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设计可谓林林总总:詹姆逊以“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为中心的新马克思主义;从哈贝马斯以“交往行动”为核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到德里克“弹性生产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所造成的人类生存自然前提崩溃的深刻批判到“生态灾难时代拯救地球生命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符号学解读”到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与新历史唯物主义”;从戴卫·格里芬对“美帝国”的重新批判到拉克劳和墨菲等的形形色色的“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等等。随着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西方世界又惊呼“马克思的回归”,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学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w Right”)一书中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真理价值。“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2](P7)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指出,经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美国高收入人群中占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财富,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的财富。这一分析尽管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然而在关于资本分配率、资本积累率和由此造就的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对于劳动力的日益巩固的统治的出场过程分析等方面依然缺少一个真正的出场学视域。思想话语纷纷登场,历史却依旧若明若暗。何以让历史真正出场并自觉地成为判定思想话语本真性的尺度?

  科学回应新自由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变化的所提出的问题,须深度解答历史场域是如何发生深刻变化的。由此,以研究历史场域新旧变化为底蕴,反过来以此为尺度来衡量新自由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坐标中的位置,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使命之一。在出场学看来,构成当代历史场域的底板是资本全球化。然而,构成当年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场域的资本逻辑是以大工业为主导的资本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描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世界趋势、《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市场、世界工业、世界贸易和世界文化,《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的全球化结构,都是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时代。这一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宣布“外壳炸毁”、“剥夺者被剥夺”和“丧钟敲响”的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全球化,在摆脱周期性危机和寻找新的获利空间的进程中表现为资本创新逻辑,形成了其后以工业资本为主导形态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因而发生了深刻改变,进而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重新作21世纪的资本批判,创造唯物史观的新理论形态,探索新的后资本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当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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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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