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少博:中国“国学”之本体

2018-08-21 11: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史少博

  中国“国学”之“本”为自己的祖国,中国“国学”之“体”为“仁学”,那么中国“国学”之“本体”为中国仁学。“中国仁学”不仅是中国“国学”之本体,而且也凝聚了我们国家之魂、凝聚了中国“国学”之魂,并且此“魂”通过“仁体”体现出来。

  “国学”是一国之学,是国家之学,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之学。“国学”是阐释一国“固有之精神”的学问,正如近代国学家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在一国,犹人之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中文‘本体’一词中,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哲学中‘本体’连用,一般认为始于汉代。” 在我国古代哲学中,有追寻世界本原的“本体论”,例如王充、张载等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看作“气”;二程、朱熹等哲学家把世界的本原看作“理”。因而,“本体论”是追求根本、本原之学。中国“国学”既为中国之学术,那么,何为中国“国学”之“本”,何为中国“国学”之体,下面将详细探讨。

  以“国”为“本”

  “国”原义是指邦国、疆域。“国学”的“国”是指“国家”“祖国”。“国家”是随着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文化也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得到繁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仅有阶级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中国”指我们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的“国学”指由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发展的学术,其“根”在本国、其发展亦在本国。“国学”的“国”不仅指“国家”,而且还指“祖国”。“国家”是在阶级社会才产生的,然而“祖国”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前就存在。“祖国”有自己本土的古老文化,并且这种文化会一直传承延续到有阶级的社会,甚至再延续到阶级消亡的社会。“祖国”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祖国”与“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祖国”的外延一般来说大于“国家”的外延。“称呼别的国家时,‘国家’这个词应该用复数形式,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许多个而不是一个。”而称呼“祖国”时,“国家”相对于自己而言具有唯一性。

  “本”原义是“根”,这里所说的“国学”之“本”,即“国学”之“根”。中国“国学”博大精深,包罗中国学术之万象,中国“国学”之根是什么的问题,即中国“国学”之“本”是什么的问题。“国学”离不开“本国”,“国学”是在自己的祖国孕育成长。中国“国学”之“本”即“中国”。日本学者山田孝雄说:“‘国体的宣明是国学的第一要义……把国学看成文献学,就止于丢失精神的形骸,同时也丢弃了我国特异的意识。”邓实在《国学今论》中也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

  谈论中国“国学”之“本”,首先必须明确“国学”的本根在“本国”,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第一要义。此外,还要明确“国学”之探讨,是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本”,就像日本近代盛行的“国学”以排斥外来文化、主张以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籍为“根本”,以阐发日本的“固有精神”为主旨。探讨我国之“国学”,即以中国固有文化为本根,例如中国“国学”者讲“国学”,大都以中国的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哲学等为主要内容。偏离了“本国”之学,就不是“国学”,故而“国学”不仅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意识为“本”,而且还要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据”。

  以“仁”为“体”

  “‘体’字有从骨者,有从肉者,指整个身体。” “国学”之“本”是“国”,即“国”是“国学”之根,“国”是“国学”之母,“国学”是从“国”中孕育成长的。而“学术”是“国学”之“体”,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学术”,包括“经学、史学、地理、诸子、文字语言学、金石学、古籍、理学、韵文、非韵文、小说与戏曲等”。但无论中国“国学”之“体”如何庞大,最终都可归为“仁学”。“回顾以往,应当说新心学和新理学共同构建了20世纪百年中国哲学的主流,也是现代儒家哲学的主流。……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把心说成为宇宙本体’……而且熊(熊十力)梁(梁漱溟)的哲学都归于心体或以心为本……应当说,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四人之中,熊十力的哲学本体论最具开发前景。熊的哲学可分为前期后期,它从早年的摄用归体转变到晚年的摄体归用,从早年的以心为宇宙本体,到晚年以本体非心非物,提示了一个新的儒家哲学方向的可能……即建立一个仁体的本体论,而非唯心的本体论。”

  陈来说:“万物一体即是仁体,万物一体作为事物的绝对的根源,这就是仁体。明道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通过仁爱而使人与物合一,原本被看作外在于自我的他人、万物在仁的体验中通为一体。但这种体验不应当被仅仅看作体验或神秘体验,而应当看作宇宙的真实、宇宙的实在本来如此……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在哲学系统上说,是因为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仁体即是天地万物浑然的整体。”陈来还说:“在儒家的世界观来看,‘仁’即存在的关联,亦即关联的存在……但仁体的显现主要不是依靠语言,而是修身。传统宇宙论总是要以各种方式追求一个存在物作为最高本原和基础,由此化生万物,而仁体论不把仁体与万物看成母子关系,因此不是本体去生成,而是本体显现大用。与海德格尔不同,我们认为仁体仍然是实体论的,但亦是作为一切可能性的条件、根据与基础,这是中国哲学的传统。”

  在中国“汉代出现的‘仁,天心’的提法超越了先秦哲学的思想,把仁规定为天德意志,虽然这个天心并不是思维的精神,但它主导着天运生成的基本趋势,而天地人间都体现着仁的作用和指导,仁被视为寓藏于天地万物内的深微的价值的原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古代仁体论”。“《礼记》还将仁义与气直接对接,发挥了德气论,更突出了仁的宇宙论意义:‘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之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天地之仁气是天地温厚之气,是天地的盛德之气,于是仁气便成为天地间道德的根源,这种宇宙论的仁气论不仅把仁德与天地之气连接起来,而且使仁具有了实体的意义,虽然是在气的实体意义上,但仁体的显现由此开辟了新的局面,仁体的宇宙论诸面向被打开了。”

  “‘仁’在儒家体系中普遍地被认为是事物的终极,即存在的固有目标……它代表一种不断的人格的道德修养义务,用儒家术语来说,就是自我修养(修身)。但这种修身没有被看作一种自足的价值。当一个人在修炼自己的道德品质时,他也应该‘扩大’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帮助他人实现道德修养。”其实,在中国的“国学”中,不仅儒家以“仁”为“体”,而且道家文化亦以“仁”为“体”,因为道家文化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万物一体的“仁体”。墨家思想亦处处体现“仁体”。更进一步说,不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国画、京剧”等中国特有的文化,都体现了以“仁”为“体”。

  此外,“仁体”之“仁”在中国“国学”中,与“人”紧密相连。儒家不承认人是单独存在的,“善”发自于心之“仁”,‘仁’的社会,即为儒家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曰:“仁,相人偶也”。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涵,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为仁。”

  总之,中国“国学”之“本”为自己的祖国,中国“国学”之“体”为“仁学”,那么中国“国学”之“本体”为中国仁学。“中国仁学”不仅是中国“国学”之本体,而且也凝聚了我们国家之魂、凝聚了中国“国学”之魂,并且此“魂”通过“仁体”体现出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近代的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15XZX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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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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