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新型的世界哲学应当是怎样的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谈起

2018-08-28 09:53 来源:《哲学分析》 作者:张法

What Is the New Type of World Philosophy Supposed to Be:Beginning by the Topic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作者简介:张法,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181期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种新型的世界哲学,新型的世界哲学需要从人类的哲学传统,主要是中西印哲学传统中去吸取力量,看待中西印哲学的新方式应为理解其特质提供新的视点:西方哲学重空间,印度哲学重时间,中国哲学时空兼顾。西方哲学这一特质使之引导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特质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真理的一面,印度哲学和中国亦是如此。新型的世界哲学应由中西印哲学的特质共同形成。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世界哲学/中西印哲学比较/重空间—重时间—时空兼顾

 

  每一个时段,都会出现一些新话题,人们也因此会借此鼓起翅膀飞翔空中,去追寻那一次次以为寻着而实则错过、以为得到而转为失落,又一次次心有不甘的东西。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近年来蓝天中放飞着的甚为美丽的话题风筝。因会议的因缘,要以学术的方式对之作时代和哲学的联想时,我进行了如下的逻辑拼贴:希望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历史现实始,深入到这一历史现实后面的哲学关联,最后从世界哲学演进的角度对哲学观念进行面向未来的反思。这三点火花一闪而稍有展开如下:第一,从人类分散的世界史进入到统一的世界史始,人类就进入到具有“蝴蝶效应”的命运共同体。第二,统一世界史是由西方文化主导而形成的,西方哲学的特质决定了只有西方文化方能率先现代化。西方哲学的特质从哲学之真的角度来说是片面的,这一片面性决定了西方主导的统一世界史在给人类带来丰盛、新奇、辉煌的同时,也产生持续的麻烦、矛盾和困境,从而让西方哲学升级到一定的高度就进入迷茫。第三,西方哲学的迷茫,既由西方文化进入统一世界史之后的内部发展而来,也从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互动而生。人类命运关联体形成之后在多样复杂的文化互动中持续产生着“历史意外”:欧洲列强的全球殖民、两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新兴经济体的崛起、20国集团的诞生……统一世界史演进后面的哲学基础应当是什么?西方哲学自20世纪以来持续迷茫的历史,也是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文化的哲学寻找对策之历史。在这一长期的寻找中,世界哲学的原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光亮,高低明灭,体现了人类的哲学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如新出的光源,其光亮也投射到在统一世界史演进的迷茫中上下求索的哲学思考……

  一、统一世界史的三阶段与人类命运整体的三阶段

  当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从西方启动,从学理上讲,是用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组合套路;从工具上讲,是用先进的经济、技术、贸易、运输工具、现代武器,把世界的东西南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分散的世界史从此成为统一世界史。统一世界史的开始,即人类命运整体的启端。人类历史自此更加丰富,又更加残酷,更加多彩。这丰富、残酷、多彩,西方不同学科理论家归结为三个阶段的演进,亦呈现为人类命运整体的三次变迁。这三阶段用中文表述为:近代、现代、后现代。①

  统一世界史的第一阶段是近代,即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从西方启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一阶段,统一的世界史形成的人类命运整体是一个不同的矛盾体。人类文化本身经过万年演进,形成不同阶段,从思想和工具的综合讲,有石器时代图腾型的原始文化,有青铜时代神庙的早期文明,有铁器时代哲学的轴心文明,以及在不同阶段中的各类文化圈。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了科学,科学带动技术革命,把铁器升级为机器。机器在各领域的广泛运用,把处于不同阶段的各类文化黏合为一个世界整体,这一整体被分成了两大部分:西方和非西方。这两大部分不同而且矛盾。西方占主导地位,非西方处于被支配地位。在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看来:西方是高级的、科学的、文明的、理性的、先进的,非西方是低级的、迷信的、愚昧的、非理性的、落后的。世界现代化的任务就是对非西方进行殖民或改造,用科学的、文明的、理性的、高级而先进的西方文化去改造迷信的、愚昧的、非理性的、低级而落后的非西方文化。而众多的尚处在原始或早期文明阶段的非西方文化,或被灭绝或被奴役或被边缘化。那些处在轴心阶段具有辉煌历史传统的非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或被动拖入或主动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最初否定后来一步步承认了西方的高级性和先进性,以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理性的西方文化为标准,用不同方式(包括以否定自身传统文化的方式和以肯定自身传统文化的方式)改造自身落后的、迷信的、愚昧的、非理性的一面,而努力参与到这个世界整体之中,在西方所制定的整体标准中积极追赶、力争上游(其中,俄罗斯和日本率先通过工业化跻进了世界列强之列)。

  统一世界史的第二阶段是现代,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阶段,人类命运整体突出表现为差异—等级体。这一差异—等级体继续着前一阶段的不同矛盾,只是不同更显著,矛盾愈剧烈。世界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而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突出了西方内部的差异—等级。非西方的俄国向西方学习而成为苏联,苏联通过快速工业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成为与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并带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冷战,显出两大基本差异—等级体。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形成了美苏两极之外的第三世界,显出了又一差异—等级体。这一阶段,在科学上有从古典物理学到现代物理学的转变,有从欧氏几何到非欧几何的转变,让科学上升到了新的层级;技术上有机器到电器的升级,从电话、电报、广播到电视的普及,达到电技术体的新质阶段;在哲学上有从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到精神分析、现象学、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转变,上升到了新的层级。以上科学、技术、哲学三大领域的质变,合力成一个共同点:否定着西方的古典思想。这一否定,不仅为西方思想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演进所决定,还与西方思想与非西方思想的互动紧密关联。近代西方的高级—先进—科学—文明—理性和非西方的低级—落后—迷信—愚昧—理性的二元对立,被转换成了文化多样性或多元性或差异性或不同特色。这一阶段,尽管西方思想还是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但西方哲学已经从一切科学的科学这一王位中跌落下来,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学科,而且是一个碎片性的学科,以其碎片的方式突出了西方哲学在一个人类的差异—等级整体中的迷茫。

  统一世界史的第三阶段是后现代,即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后现代是从西方的演进逻辑来看的,如果从世界的整体来看,则应是全球化。后现代—全球化是电技术由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普及提升到90年代的电脑普及而产生的互联网主导的全球化的时代,信息、资本、人员的全球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密度和普遍化。苏联解体标志着全球冷战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崛起象征着世界性的经济重组,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升级代表着全球治理正走向多元多极共治。这一阶段,人类的命运整体,虽然仍然存在不同和矛盾,仍然有着差异和等级,但已经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的同关联共命运的新型通感。在西方,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折,由存在现象学的存在与存在者、精神分析的无意识与意识、结构主义的语言和言语所代表的思想上的深度模式,转向了解释现象学的对话逻辑、后期精神分析的镜像结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和语言游戏、后结构主义的分延思想和播散理论。如果说,近代西方哲学信奉一个确定性的本体(理念和上帝),现代西方哲学感到最后的本体无法用科学和逻辑予以证明(拒斥形而上学和上帝隐匿起来了),那么,后现代哲学则否定有一个最后的本体。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在本体论上完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西方文化本来以为拥有本体真理,而在统一世界史的行动中去实践和验证这一本体真理时,终于发现了这一本体真理的虚幻。各非西方文化本来以为拥有本体真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把自身的本体真理或认为虚妄或不尽完善,转而按西方的方式追求西方型的本体真理,当西方否定自身的本体真理时,非西方所追赶的本体真理也就转成镜月水花。一个没有本体论的世界换句话讲正是一个在本体论上未完成的世界,世界的真理不是被某个文化、某种理论先在地占有了,而是要由在世界之中的各个文化的人在“人的在世”的实践中去创造或去体悟。而这,正透出了用中文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玄机。中文的“命运”,不是西方文化中带着绝对必然性的destiny(西方的不可更改型命运,如俄狄浦斯的经典命例),也不是印度文化中带着绝对偶然性的pratitya-samutpada(印度的缘起性空型命运,如佛教讲的“诸行无常”),而是内蕴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的由天地大化落实到具体人身上的“命”,以及人与天地大化互动而产生灵动性的“运”。如何从哲学上理解人类在互联网时代共有同一地球的命运,体悟如是的命运中各文化的共在,在这种共在中,信息、经济、人员、观念上互联、互动、互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紧密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复杂互动,充满了和流动着世界哲学在统一世界史演进中的诸多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未改变这些难题,却在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多种路向中,点亮了一条新的路向,也触感着哲学之思把自己与这些当下难题关联起来。人类如何在多元的基础上形成命运共同体,其后有无哲学之基础,是否受哲学的影响,这可以联系哲学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系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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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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