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浩: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2018-08-29 10:50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樊浩

The Spiritual Philosophy Form of Ethics and Morality

  作者简介:樊浩,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182期

  内容提要: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伦理道德/精神哲学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和“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项目号:10&ZD072)的阶段性成果。

  

  

  我们正处于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不仅内在生命世界、外在生活世界,而且作为精神世界核心的伦理道德及其理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多”的淆乱与“变”的激流之中。邂逅“多”与“变”的漩涡,如何不为“多”所迷失、不被“变”所掳掠?必须探讨一个严峻课题:“多”与“变”的时代,何处是家园?

  思路简单而简洁: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文明史的规律是:人们享受“多”的丰盛与“变”的活力,然而千百年来最高智慧总是坚韧地寻找“多”背后的“一”,“变”背后的那种“不变”,哲学中的“始基”,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生命科学的“基因”,人文科学的“最高主宰”,无一不是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的努力。“给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阿基米德的名言泄露了人类的抱负与梦想。“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才是“道”,才是永恒,才是出发点和作为归宿的家园。

  伦理道德如何在“多”与“变”中寻觅和回归家园?南宋理学家陆九渊近一千年前就提供了启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①。人们往往将这句豪迈宣言只当心学禅说,难以真正了悟其哲学大智慧。学术史还原发现,这一道德哲学命题的话语背景与问题意识,理论上针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支离事业”,提供“力行”的“简易工夫”;实践上针对心与理、知与行的纷扰,提倡“先立乎其大者”②的乾坤定力。“支离事业”即是失去整体性的“多”,“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沉浮”③。所“立乎大者”即知行合一的“良心”或“浩然之气”的“精神”,“身体力行,障百川而东之!”④陆九渊的“收拾精神”的现代启示是:伦理道德走出“多”与“变”的“支离”,只须“收拾精神”,由此便可“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地在“精神”中安若家居。“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⑤。

  “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关键词有两个:(1)“精神”,(2)“形态”;思路很简洁:(1)回归“精神”,(2)皈依“形态”。伦理道德既是一个精神世界,也是精神世界的核心,还是精神世界的生命过程或精神的呈现方式。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摆脱“支离”或被碎片化的厄运,必须以“收拾精神”回归家园。“收拾”的要义,一是回归“精神”的本性;二是寻找伦理道德呈现其精神本性的哲学“形态”,具体地说包括三大形态:建构个体生命秩序的种种精神形态,建构社会生活秩序的种种精神形态,现代伦理学的理论形态,三大形态“理一分殊”,在“精神哲学”的层面道通为一。由此便演绎了一个理念与方法假设:“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回归家园,必须建构“精神哲学形态”。“精神”是家园,“形态”是家园中的生命呈现方式。“精神哲学形态”同时指向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实践上为人的精神在“多”与“变”中建立现实生命“形态”,理论上为伦理道德在“多”与“变”中建立理论“形态”,于是在实践和理论上便可以“自作主宰”,“当伦理时自然伦理,当道德时自然道德”。“精神哲学形态”即伦理道德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

  然而,无论伦理道德还是以它们为核心所建构的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又指向终极理想,“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具有两种可能的形态:一是现实形态;二是“理想类型”。现实形态中人的精神可能流连滞留于伦理的或道德的某种形态或某个阶段,然而人们必定执着地追求由伦理道德的辩证互动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及其理论的“理想类型”。因其现实性,所以具有解释力和解决力;因其理想性,则又内蕴着精神世界的巨大人文魅力和信念力量。“精神哲学形态”试图以“精神”为伦理道德的家园,以“形态”为伦理道德的呈现方式,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和解释构架:个体生命秩序与社会生活秩序的精神结构;人类的伦理道德史,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

  一、何种现代觉悟?“伦理—道德”觉悟!

  1.伦理觉悟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20世纪可以说是伦理觉悟的时代。上个世纪20年代,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发现:“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达到了这样一个时代: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⑦。

  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境遇,同一个觉悟:“伦理觉悟”,其话语背景有三大共同特点。其一,“伦理觉悟”的直接参照是“政治觉悟”。陈独秀以中国在明朝中叶之后面对西方冲击依次产生的六期文化反映为背景,将“吾人之觉悟”展开为“政治觉悟”与“伦理觉悟”两大觉悟,因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⑧。罗素则从相反的维度,即“伦理学应用到政治学的困难——有时难到几乎是徒劳的”,揭示“伦理觉悟”的意义。其二,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伦理觉悟”都是终极觉悟,“最后觉悟”、“人类种族的绵亘”等话语,无不宣示伦理觉悟的终极意义。其三,最为隐蔽,也是最需要辩证的是:为何“伦理觉悟”而不是“道德觉悟”是终极觉悟?显然,无论在陈独秀还是罗素的话语中,“伦理觉悟”都有特殊的问题指向,陈独秀指向“三纲”之名教礼教,罗素指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那些“有组织的”“破坏性激情”。然而仔细考察可发现,它们还有另一个潜隐的参照,这就是“道德觉悟”。陈独秀明确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⑨且不论陈独秀的判断是否准确,中国“伦理政治”、西方“道德政治”之说,已经明确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以“伦理觉悟”而不是“道德觉悟”为指向。罗素“伦理觉悟”所针对的不只是个体的“破坏性激情”,而是那些“组织起来”的破坏性激情,诸如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的竞争”等等。因为这些“破坏性激情”的“有组织”,因而它们不仅具有伦理的性质而且对世界的破坏已经将文明推向存亡与否的边缘。正是在“有组织的破坏性激情”的意义上,这种觉悟是“伦理觉悟”而非“道德觉悟”。因为,罗素发现,“从金字塔的建造直到今日的历史研究,一直没能给任何仁慈者以鼓励。在各个时代里,总有能看清什么是善的人们,但他们并不能成功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⑩。换言之,道德问题一直存在,道德觉悟也一直是历史的良知,然而只有当那种“破坏性激情”被“组织”起来之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伦理觉悟”,才具有决定“人类种族绵亘”的终极意义。总之,不仅相对于政治,而且相对于道德,“伦理觉悟”是“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2.“伦理觉悟”?“道德觉悟”?

  由上文便衍生两大问题。第一,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伦理觉悟”是否依然是“最后觉悟”?在精神哲学的意义上,“伦理觉悟”优先地位,或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今天是否依然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第二,“伦理觉悟”与“道德觉悟”,或者说伦理与道德,在人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学理论中到底具有何种不同意义?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觉悟,到底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还是“伦理—道德觉悟”?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类世界已经沧海桑田,然而“伦理觉悟”不仅依然是精神世界的主题,而且是生活世界的难题,只是在不同历史境遇下,切换了文明的问题式。在中国,它以伦理—道德悖论的方式在场;在西方,它以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显现。然而,在以伦理与道德为结构的精神世界及其所缔造的生活世界中,伦理依然是世界的重心,“伦理觉悟”依然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最后之觉悟”。“三纲”的伦理与“五常”的道德,是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中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伦理与道德的纵横两轴,在近现代转型中,自谭嗣同始,便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三纲”礼教。历经一个多世纪的涤荡,尤其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一个深刻悖论在生活经验和实证调查中被揭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人们已经发现,当今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或最大的恶,如生态危机、战争、分配不公等,并非由个人,而是由罗素所说的那些“有组织的集团”造成。市场逻辑下所形成的各种集团,因其利益的直接相关在内部关系中可能具有某种伦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伦理的实体”,但当它们作为“整个的个体”而行动时,对社会和集团外部的他人却可能造成严重的恶,沦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成为尼布尔所揭示的“道德的人—不道德的社会”的西方悖论在中国的反绎,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圣贤—专制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在现代的反绎。在西方,遭遇两次世界大战的精神重创,当“有组织的破坏性激情”被唾弃之后,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成为精神世界的基本矛盾,于是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兴起,意志自由不仅是道德世界而且是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伦理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无论生活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陷于原子化和碎片化,而社会的精神凝聚力也更加涣散。

  作为精神构造和生活世界中伦理—道德矛盾的理论表现,先是在西方,正义论与德性论的论战再起,继而借助全球化飓风,它们“被移植”为“中国问题”,并一度呈燎原之势。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正义论的强势与受宠,已经暗示或隐喻当今世界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因为正义所诉求的无疑是伦理或伦理实体的合理性,而德性归责的则是个体对共同体的认同及其所内化的将个体性提升到普遍性的那些品质。在中国以“克己”为重心的“修养”传统下,德性历来在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具有基础性哲学意义,然而2007年的相关调查表明,正义论(或公正论)与德性论两种取向已经在价值选择中势均力敌,49.1%VS.50.9%;此后仅仅六年,在2013年的调查中,公正论便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超过70%的调查对象选择“公正优先”。这是一种伦理的启蒙,也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嬗变(11)。它标示伦理日益成为生活世界的课题,由此也催生以“正义”或公正为诉求的“伦理觉悟”。

  3.精神哲学体系中的“伦理—道德觉悟”。

  然而,如果将“伦理觉悟”的现代问题式仅仅归之于伦理,那无异于是对生活世界的误读和对精神世界的误导。“伦理觉悟”只是基于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中伦理之于道德的某种意义上的优先地位,离开道德和“道德觉悟”的参照系,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都将被肢解。“伦理觉悟”既诠释了伦理之于道德的优先地位,更演绎了伦理与道德不可分离的精神同一性。虽然陈独秀将“伦理觉悟”当作“最后之觉悟”,罗素将“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提高到关乎“人类种族绵亘”的“最后时刻”,提示伦理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同难题;然而“伦理觉悟”的话语背景已经提醒我们,如果只局限于“伦理”,也许包括伦理在内的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必须进行理念和方法的重大转换,转换的方向,是在“精神哲学”的意义上,通过伦理道德向“精神”的家园回归,将伦理与道德作为精神世界的生命整体性、生活世界的生命整体性,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中的一种“形态”,即一个精神结构和一个生命进程,在伦理与道德的生态互动及其历史发展中辩证把握。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尤其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觉悟,既不是“伦理觉悟”,也不是“道德觉悟”,而是“伦理—道德觉悟”。需承认,在“伦理—道德觉悟”中,伦理具有某种精神哲学的优先地位,由此,它便不是伦理与道德的某种无原则的折衷调和。正义论与德性论之争,在精神哲学意义上是伦理与道德之争,离开精神的家园和精神哲学的视界,它可能就是一场难有结果的论争,因为,它从一开始便陷入一种精神纠结,陷入相互期待然而却永远难以相互满足的价值围城。正义论与德性论之争及其所折射的伦理与道德之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纠结,既是精神世界的纠结,也是生活世界的纠结,更是伦理学理论的纠结。如果任其纠结下去,将会迷失于精神世界的孤岛,生活世界的碎片,伦理学理论的“丛林”。而要摆脱这些纠结,须在精神哲学意义上建立伦理道德及其伦理学理论的“形态观”。易言之,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不只是伦理形态、道德形态,而且是二者辩证互动所生成的伦理—道德形态。与之相对应,人类文明的彻底觉悟,不只是伦理觉悟或道德觉悟,而是“伦理—道德觉悟”,准确地说,是以伦理觉悟为重心的“伦理—道德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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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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