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民可使由之”句的二十二种训释

2018-08-31 23:14 来源:《孔子研究:学术版》 作者:王传龙

The Twenty-two Commentaries on Confucius' Remark on "Min Ke Shi You Zhi"

 

  作者简介:王传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厦门 361005

  原发信息:《孔子研究:学术版》(济南)2017年第20176期

  内容提要:《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因与孔子核心思想似有不符,故梁启超、宦应清等人率先提出变更句读的释读方法。后来学者拓而广之,此句遂有五种不同之句读。笔者认为,无论变更句读之后是否能自圆其说,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可取,因为它不仅句法不合,而且违背了授受源流,甚至其产生的前提也并不存在。即使在保留旧句读的前提下,古人仍有十八种解释完全可以训释此句。笔者对古今二十二种训释(五种句读)作一汇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结论。

  关键词:《论语》/不可使知之/句读

  标题注释: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朱熹文献编纂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FJ2015A008)的阶段性成果。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因为字面折射出政治家的机心与权谋,似乎与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的教育家形象存在矛盾,故古今之人于此句颇有所疑。笔者查索典籍,将今人四种变更句读之做法与古人有代表性之十八种解释,姑作一综合汇考,间附一孔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四种变更句读法之不可取

  康有为猜测“民可使由之”句“或为刘歆倾孔子伪窜之言,当削附伪古文中”①。然康氏此语毫无文献版本依据,只是师心自用的率意猜度,故其弟子梁启超又作《孔子讼冤》,主张将句读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②。继梁启超之后,民国二年(1913)所刊之《论语稽》提出了新解:“清按:言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其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均可备一说。”③《论语稽》原书并无句读,然考此按语,则其标点方式实与梁启超一致。《论语稽》本为宦懋庸遗作,故部分学者(如廖名春等)误将此做法的发明权归属于宦懋庸,盖未见梁启超文在前之故。然若细察原文“清按”字样,则知此解实出于宦懋庸之子宦应清之口,与宦懋庸本人无关。据《论语稽·叙例》所称:“是书甫脱稿,先子尝拟删改乃出问世,年寿不待,赍志遂没。应清不自揣其谫陋,谨承先志增饰之,其精美皆先子之旧,否者应清不文罪也。”④按此,则在宦懋庸“愚按”之后的“清按”,乃应清在其父去世之后的增补文字,不可率尔视为懋庸之立场。盖康有为、梁启超、宦应清皆欲借孔子之身份宣扬其政治观点,康氏力主变法改制,故将孔子塑造为一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凡典籍文字与其理念不合之处,动辄指其为刘歆所篡改;梁氏身为康氏弟子,又是鼓吹君主宪政的主将之一,故变改句读,意在借此语宣传开发民智之必要,以令宪政尽快施行;宦氏又欲借孔子之名宣传共和理念,故《论语稽》又撰《〈论语〉不背共和意旨说》冠于卷首,而此按语亦旨在宣传民主自由之可贵。既有所图,则难免要扭曲原文,竭力维护孔子形象,而不计经文之本意。也正因如此,在时过境迁之后,梁启超不可避免地又选择了回归旧时之句读。

  学术研究有其发展演变之脉络,当改动句读的风气一开,自然有后来人相继跟进,并拓而广之:台湾学者俞志慧在梁启超已经放弃前说的情况下,再次主张与之同样的句读方式⑤;王承璐、吴丕等人主张应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解释则互有差异⑥;王蔚提出将此句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发前人所未发⑦;王昌铭则另辟蹊径,将此句点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变成了孔子自问自答的句式⑧。上述四种变更句读的方式,单从句意而言,皆能自圆其说。而类似的新说一经提出,则势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精力支持或驳斥某说,于是问题也就随之演变得更为复杂。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分何种句读的解释更通畅,而在于变更句读的做法根本不可取,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立论的前提不成立

  变换句读的起因,是认定旧句读体现了愚民思想,与孔子的施教思想不吻合,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即使在保留旧句读的前提下,古人仍有十八种解释(详见下文)可以顺利解决这一矛盾。相比古人的训释,四种变更句读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出强大的优势,而只是增加了无谓的数量。

  (二)句式句法不合

  以上四种句读方法,第一种于“可”字后点断,如杨伯峻所称:“恐怕古人无此语法。若是古人果有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作‘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至晦涩而误解。”⑨诚哉此语。第二种、第三种于“使”字后点断,然考《论语》全书,除本句外,“可使”二字出现凡九次,均后加宾语,如“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可使从政”(《论语·雍也》)之类。当表述“民是否可使”意思时,孔子会用“易使”、“难使”等程度副词,盖“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世上本无不可使之民。最后一种自问自答式句读,亦与《论语》句法不合。凡孔子自问自答之句,句末或句中必有语气助词,如“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之“哉”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论语·述而》)、“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之“乎”字等等。由此亦可看出,变更句读的方式虽然尚不能完全肯定其不存在,但实际上并不符合孔子的语言习惯。

  (三)违背古人授受源流

  《论语》一书,在有汉一代备受重视。《汉书·艺文志》沿袭刘向《七略》而来,其中《论语》归入《六艺略》,与经书及小学书(《苍颉》等字书)并列,而不入《诸子略》,可见其书地位之高。汉元帝时,张禹先学鲁《论》,后学齐《论》,因经学精通而被推举为博士,并负责教授太子《论语》。至汉成帝时,张禹位至宰相,并以“张侯《论》”名世,以至“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⑩。不仅如此,《论语》的影响力甚至在西汉时就已越出国门,波及到周边国家。朝鲜平壤市乐浪区域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论语》竹简,含《先进》篇33枚、《颜渊》篇11枚,而墓中同时发现了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的户口簿木牍等公文书抄写本,可确证西汉时《论语》已传播至朝鲜。日本应神天皇时期,五经博士王仁由百济至日本,所献之书为《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11),亦可窥见《论语》一书的崇高地位。

  西汉重师学,无论断句还是诠释,几乎皆依从师训,而凡被朝廷所最初册立的五经博士,其授受源头都可以上溯到孔子本人。以《春秋公羊传》为例,孔子弟子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后者遂被景帝立为《春秋》博士。汉朝所立五经博士,《论语》虽未单列,但均为其所必然修习之内容,上述张禹之事亦可佐证。另据《四时月令》载:“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12)又,《礼记·学记》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乡也。”(13)然则古之人在初入小学时,即先要学习如何断句,以准确阅读文献,其教材即为《论语》等书。而“民可使由之”一句,自汉以下,数千年来训释虽多,但皆无变换句读之举,亦可见此句读之法自孔子而后实为一脉相承。今若抛弃古人训释源流而创为异说,纵然见解更高,也必定与孔子本意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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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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