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2018-09-05 11:4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汪信砚

The Sinol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the Road of China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81期

  内容提要:“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就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解答,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道路/哲学表达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序言,第12页)在中国近现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构建并继续不断地发展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像饿狼扑食般地恣意瓜分中国,中国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终于警醒了国人天朝上国的千年迷梦,也使“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日渐凸显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并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学习,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1页)显然,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而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最有贡献的,当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瞿秋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决不仅仅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传递、即原封不动地向国人推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也不仅仅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论著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翻译和介绍到国内来,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既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解的时代之中心问题,也是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笔者曾特别强调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际上已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参见汪信砚)这也表明,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开始就是为了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寻中国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6页),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导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98页)。1919年9至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最早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的内容及其不可分割的关系,并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要点:

  第一,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政治、法制、伦理、哲学等各种“精神上的构造”都由“社会经济的构造”所决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如同布帛菽粟一样都是生产力的产物,它必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初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而生产力在束缚它、妨碍它的生产关系中仍会不停息地向前发展,于是,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越大,它与那不能适应它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就越激烈,其结果必是旧的生产关系的崩坏,这也就是社会革命。(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页)

  正是基于上述对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的理解,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根本解决”,它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要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都不难解决。(同上,第6页)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必须首先解决经济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像当时的俄国那样积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

  李达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甚至比陈独秀更早。同时,李达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绩最佳、影响最大”者。(参见郭湛波,第384页)李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深信:唯物史观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且能够为人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方针。(参见《李达全集》第4卷,第4页)

  1923年,李达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详细讨论了当时的中国是否可以应用和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问题,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李达还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要弄清现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他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它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而穿上了近代社会的“外套”,其中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人们只有立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革命,正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向,才能形成革命的理论和建设新社会的计划。(参见《李达全集》第5卷,第3页)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李达于1929年1月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要发展中国产业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众政权的结论。以此为基础,他在1929年4月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运用唯物史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作了令人惊叹的深刻分析。他在该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该书的最后一章为“中国的出路”,作者明确指出,只有全体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同上,第372页)

  瞿秋白也是较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是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与李大钊、李达等人一样,瞿秋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1页)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整的世界观,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当遵循这样的程序:首先从哲学上研究宇宙的根本问题;然后分析社会现象的秘密;最后再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同上,第334页)显然,瞿秋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23-1924年,瞿秋白先后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阐释,尤其是,他最早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唯物论和互辩法的综合”,互辩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总宇宙观”,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2页)

  与中国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瞿秋白突出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而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武器。(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507页)他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0页),而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同上,第455页)。当然,瞿秋白也很重视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他还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论证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08页)

  总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就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为此作了艰辛的努力,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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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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