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三虎:技术生成的哲学解析

2018-09-12 09:46 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李三虎

Philosophical Accounting for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作者简介:李三虎(1964- ),男,山西长治人,博士,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校刊部教授,校刊部主任,《探求》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政治伦理。广州 510070

  原发信息:《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20181期

  内容提要:技术生成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世界关系问题。目前一种流行的技术哲学观点是斯蒂格勒的人的身体缺陷及其技术弥补观点。但是,这一先验判断作为技术生成的一种向前的历史入场形式,必须要落实到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向后追溯姿态上来,也即必须要强调生命是技术生成的条件。由此可以借用阿伦特的“生命活动”概念,将技术的生成展示为如下逻辑秩序。一是“劳动动物”诉诸劳动,逐步将自然物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代表着技术生成的原始起源;二是“工匠人”诉诸工作,开始将人工物世界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表明技术生成的加速效应;三是“社会人”诉诸行动,将自然物和人工物纳入自身的生存范畴,表明技术生成具有集体的扩张性特征。这种技术生成的历史逻辑秩序,表明人与物是一种相互建构关系,与人一样,自然物作为能动者也进入技术生成过程,同时也要强调,劳动、工作和行动并不是一种相互替代关系,行动对工作、工作对劳动是一种包含或发展关系,因此技术的一切历史生成均会包含于当前的行动中。这里人和非人要素作为技术生成的能动者绝不会单独发挥作用,技术的生成机制在于一种包含能动者设想或被设想的目标、步骤和意向转换、人和非人能动者混杂以及能动者之间相互赋意在内的技术行动纲领。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a philosophical issue,is actually about the human-world relation.A popular view in this perspective,proposed by Stiegler,holds that technology is a remedy for the immanent deficiency of human body.However,this transcendental idea about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as prospect has to be ascertained in the retrospect of human being divorced from its animal nature.That is,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must be preconditioned by human life.With the aid of Arendt's conception of "vita activa"(life activity),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can be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in the primary stage of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animal laborans" takes natural things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ir existence; in the second stage,"homo fabers" put the production world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ir existence,which speeds up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third stage,"homo sociologicus" act collectively to put both natural things and artifacts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ir existence,which shows the expansionary character of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According to this logical order,in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human and the world are mutually constructed.Like human being,things are agenci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Action has the inclusive relation with labor and work.In other word,the becom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past is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action.At this point,human and non-human factors cannot act individually,and the becoming mechanism of techn

  关键词:技术生成/生命活动/能动者/技术行动纲领/becoming of technology/vita activa/agent/action program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X026)。

 

  一、人类身体缺陷及其技术弥补

  技术作为一种人工物实在,是制造之在、使用之在和背景之在,包含了各种价值关联,其居间作用表现为它对人—世界关系的调停意义。[1]这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问题是:技术是如何生成或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本来与人的生成问题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但是,自前苏格拉底的巴门尼德以存在问题(存在之存在)定位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后,西方哲学一直未能为此留下足够的哲学空间。所谓存在问题解决的是追求死亡和偶然之外不变的超验真理,哲学为此导向的是“不休之路,而不是变化或进化之道”[2]154。技术总是隶属于变化和实践范畴,也因此总是被哲学搁置一边。即使是柏拉图在寻求存在问题解决时,也将诗人和诡辩家这类技艺人员看作纯粹的说谎者,因为他们总是在盲目地重复预先写好的演讲。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不仅滥用了对罗格斯的真理叙事权力,而且忘记了语言和文字的真正力量,以纯粹的技巧歪曲不变的真理。这种对技术的哲学压制情形,直到19世纪末期才得以改变。随着工业系统的迅速崛起,技术问题开始变得紧迫起来。不过,自那时以来,当人们沿着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传统,把技术看作达到人类目的的唯一手段时,技术问题便表现为人类存在的命运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回到存在问题上,技术间性理论要求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变化的和实践的技术与追求不休的或永恒的人类在生成论上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对于这一问题,在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中存在两种不同解答。

  (1)古技术学观点,从经验的事实出发把技术看作人类的重要特征,认为技术有自身的独立进化路径,特定技术的发展逻辑由它存在于其中的技术体系决定。技术生成内在路径虽然也受到科学进步、经济需求甚至文化和政治条件制约,但其独特之处是技术在其自身的逻辑或机制中进化。

  (2)古人类学观点,从先验的世界出发把握永恒的人性和生命,认为人类最初是一个完整而纯粹的起源,随之而来的是变质、腐败和混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技术的生成。

  古技术学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实体理论,由于它从技术发展自身的进程把握技术的生成,所以预设了技术生成对人类生成的优先性。古人类学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本质理论,由于它强调原本善的人性因原本恶的技术而走向沉沦,所以实际上预设了人类生成对技术生成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表明,人的生成即是人的死亡,人与技术的双重生成表现为死亡的逻辑。至少从技术的原始生成起源来讲,古技术学观点似乎表明技术生成无涉于人类的生成,但这并不符合历史的整个发端情况。古人类学观点强调技术生成与人类生成直接相关,至少表明技术生成与人类生成是同步的。就古人类学观点来说,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主张人类作为主体为了获得个性或人性,必须要以现世的方式(如技术的“座驾”)与自我发生关联,它的死亡是不能超越现世而经历未来的事件,以死亡为限的时间延展只是对个体生存的限定,任何超越当下的时间展开都不能构成人的终结性未来。但是,斯蒂格勒认为,人类的起源或生成表明,人类自身并不能实现那些被认为是人性或个性的东西——“超验的主体性”,主体性只有在人类构制其经验对象意义上才成为超验的东西。在他看来,人仅当其与“技术学”(technics)发生关联时才与时间发生关系:“如果说存在和时间的关系确实仅仅是在技术学的‘起源’视域(也即缺乏起源的视域)中展示的话,那么问题就成了把存在和时间的关系作为一种技术关系加以思考。”[3]133

  在时间意义上,技术作为人的存在和人作为技术的存在是一样的,因此必须要把技术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置于同一过程或范畴加以反思。这种反思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在斯蒂格勒看来,所谓技术学包括技巧、技术和技术客体,如前现代手工艺客体、前工业和工业技巧以及现代机器动力技术等,这些技巧和技术是构制历史的经验客体表达,因此并不存在没有历史的现世性。这里我们不能通过技术的历史生成演绎出先验的历史生成,但却能使人类与时间发生关联成为可能。斯蒂格勒为了在超验意义上同时反思技术和人的生成,采取了超验的神话叙事方式,把技术的生成包含在人的生成中。在西方创世神话中,有一种人类身体缺陷寓言——“爱比米修斯之误-普罗米修斯盗火”。在柏拉图转述的比《圣经·旧约全书》更早的创世传说中,造物主宙斯如同木匠制造桌子一样根据自身的“理念”创造了人和万物,但爱比米修斯作为造物主的执行者,由于自己的疏忽而忘记了赋予人类必要的生存能力和工具,所以他的兄弟普罗米修斯被迫为人类盗来智慧、技艺和火,作为身体缺陷的“代具”(prosthesis)。这一神话描述了人类从有缺陷的动物到这种缺陷因技术学而获得弥补的生成进程,也表达了斯蒂格勒的技术与人的相互塑造观点。[3]113这里涉及人和技术的“谁”与“什么”的关系问题,也即“人的发明”命题。这一命题具有双重含义——“谁”发明了“什么”和“谁”被“什么”发明。人的生成是从其身体缺陷开始的,是一种“过失”;技术的生成是对这种“过失”的弥补,是现世的和历史的伴生记忆物。技术的历史和人的发明“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技术的东西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的东西,技术的东西既是发明者又是被发明者”[3]137。

  毫无疑问,斯蒂格勒通过“爱比米修斯之误-普罗米修斯盗火”神话声称的人的缺陷及其技术弥补观点是一种先验的论断,它“通过虚构性关联成为一个极好的技术哲学话语原型,如果不是通过神话的叙事,纯粹的自然之人又怎么能被沉沦之人、技术之人和社会之人所取代”[3]101。但是,这种神话叙事方法作为一种向前的历史入场形式,必须要落实到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向后追溯姿态上来。当我们从技术观点看待动物史时,可以说,人类获得的完全新颖的伴随记忆,必然是一种类或物种跨越兽性的生命运动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激进的飞跃过程,又是一个连续过程。就技术的生成而言,生命是技术的条件。

  那么,什么是生命呢?从早期形成来说,生命是一种负熵——它要与周围世界的无序作斗争或应对复杂环境,以便形成自己的生活秩序。在斯蒂格勒看来,解构主义哲学创立者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概念对理解生命有着重要的作用。所谓“延异”是产生差异的差异,它一方面表示两种事物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示这种差异包含的延缓和耽搁。生命就是这样一种延异,它在时间上是延缓的,在空间上随着遗传记忆的开端产生与周围世界的熵或混沌的差异。在无序的宇宙中,基因最早获得保留,并在某一时刻固定下来。德里达把这种基因保留称为书写形式或书写技术的开端,这种书写通过遗传密码或最早信息构成宇宙的一次现世行动。生命这种通常被认为具有绝对活力的东西,事实上是书写和永恒的开端。生命一旦开始或实际的生命形式一旦开始进化,随着神经功能的完善和提升,第二种书写技术——神经系统包含的躯体记忆技术也就生成了。正如遗传记忆一样,神经记忆构成了原始人的意识基础,且能“阅读”周围环境的现象空间,并能把这种阅读的记忆痕迹铭记在神经系统中。就躯体记忆保留一定时间而言,任何生命体都可以说是具有对外部事物的“预测”功能。生命体的世界表象包含以往的物的痕迹,承载着意义和被书写,因此标志着预测未来的技术和意识生成。当这种意识扩及周围环境事物时,生命体就开始为了被预测的目的,推动周围环境工具化或用代具装备自身。促使这种生成成为可能的认知“预测”,只有经历足够长时间的躯体记忆,整个技术系统和语言系统才可能由此成为人类在技术世界中保持和发展的社会和族类生活系统。例如,仅当我们有了多次用手艰难地挖洞的记忆后,才决定制造铁铲,铁铲作为技术客体也才由此成为挖洞的一种具身重复——反复用以挖洞的工具或人工物。斯蒂格勒把这称为生命体外化的“技术记忆”或适应预测目的的无机物质铭刻,生命就是通过“不同于生命的手段”得到追踪。[3]137在他看来,技术记忆是这样一种“延异”,即它开启了生命在非生命的技术上的展示或延生。在生命意义上,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形成,必然包含多重技术判定及其记忆。因此从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从动物世界到人类,这个进化过程包含了诸多技术的生成或记忆过程。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