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走向批判的传统主义

——当代儒学发展的形态及趋向

2018-09-18 09:47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景海峰

Toward the Critical Traditionalism:The Form and Tenden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fucianism

  作者简介:景海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深圳 518060)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第20181期

  内容提要:“国学热”兴起之后的儒学复兴运动,已经由微渐著,面临着重要的关节点,当代的儒学研究也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种新形势下,儒学发展的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既不认同于现代主义,也批判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西调和主张,而是选择或者创辟一条新的回归传统的路。这种批判的传统主义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新回归历史。近十多年来的儒学话语,已经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它的语境已不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倾慕、拜服和对自身文化的反观自省,而是试图跳出中西对立的格局,在新的全球化版图中重置中心与边缘,将儒家价值的普遍性和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衡量。在重树文化自信,建构中华文化当代主体性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发掘和阐扬必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亟待开拓的空间。

  关键词:当代儒学/发展形态/批判的传统主义/儒学复兴/身份建构

  标题注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世界伦理中心)研究项目“启蒙心态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儒家伦理在今天的华人世界”。

 

  “国学热”兴起之后的儒学复兴运动,经过了20多年的演进,已经由微渐著,面临着重要的关节点,当代的儒学研究也已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儒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遇顿挫之后,从现代文化的语境和背景再出发的历程梳理一下,这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一是现代主义的昌盛期,在全盘西化的压力下,儒学日渐式微,沦为惨遭批判的靶子,一切与现代性不符的内容都堆在了儒家的头上,委曲求全的辩解式生存成为常态,一再退守,百口莫辩。二是在以西释中、中西互释的方式中,逐渐走出了一条融合与会通的路径,以容纳西方普遍价值、接受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发展出具有儒家色彩的现代主义,在当代世界立定了脚跟。三是正在走出现代性与古典儒学二元对立的格局,打破中西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试图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重释儒家文化的价值,建构其独立的文化主体性,以自立于世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儒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摸索,演绎出波澜壮阔的景象,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这些形态各异的系统所面对的时代问题是有差别的,因而其时运也有所不同,有些具长久的影响力,而有些可能昙花一现。就儒学发展来讲,这些不同的形态在当代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可能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只是畸轻畸重,乃至杂糅交错,形成了非常复杂的阵势,往往让人虚实难辨,故留下很多疑惑。所以,如何从理论上来归纳、辨析和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便成为当前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现代性与保守主义

  对现代性的全面拥抱构成了20世纪中国儒学发展的主调,离开了现代化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和描述儒学在现代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和走过的道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创痛和文化选择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向现代化迈进的途程,如何向西方学习以应对西方的挑战,便成为了时代的主潮。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主义者对儒家思想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判,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打击和改造,这种清算是根本性的。伴随着儒家文化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土壤逐步瓦解,从经典系统到话语方式,儒学像是随风飘散的浮云,已在若有若无之间。反传统主义者所着力打造的现代性神话,造成了现代与传统之间严重对峙的分割之局。在他们看来,只有现代性才能够创造自由的空间,使个体免于习俗、贫困和专制的奴役,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同时,只有迈向现代化才能够创造中国未来社会的繁荣与进步。而与现代精神不相契合的儒家传统,则造成了社会的衰败、大众的愚昧和国家的贫弱,是需要被彻底检讨、批判乃至于抛弃的。现代主义的这种二分方式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了强大的定势,影响所及,各种思想观念都无不染上了它的印迹,人们对此早已经习以为常,乃至于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现象中仍显得盘根错节,至今还牢牢占据着许多人的头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学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使得传统文化的声誉和知识分子赖以建立的自尊自信一落千丈。当时先进的学人无一不站在反传统的行列,“决心要对于圣人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钱玄同语),而维护传统几乎成为“反动”、“落后”、“顽固”、“冬烘”的代名词。充满激情的理性批判精神,对传统的普遍怀疑和彻底决绝,成为那个时代不可抗拒的历史意愿和潮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批判精神和对科学、民主的高扬,对于古老中国所起的震古烁今、振聋发聩的作用是空前巨大的,它的启蒙意义也具有永久的历史价值。正像舒衡哲所说的:“回顾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我们不禁为中国知识分子同旧的、过时的封建心态进行斗争的顽强精神所震撼。”[1]但从文化层面来省视,现代主义者的激烈反传统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特别是全盘西化的主张和对传统文化的简约化处理,显然是失当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后五四时代相当一批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估和对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全面回应。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将这种抗衡全盘西化、立足传统、融会古今,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意愿和趋向,称之为“文化的保守主义”,譬如现代新儒学的众多先驱人物就属于此列。

  按照曼海姆(Karl Manheim)等人的描绘,保守主义和一般的传统主义不一样,传统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属性,而保守主义却是特殊的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现象。“保守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客观的、历史嵌入的、动态变化的结构复合体,总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总的心理——精神结构复合体的一部分。”[2]所以他在讲到19世纪的保守主义时,“指涉的是与不同哲学非常明确的紧密联系和与此相连的思想方式上的独特性,而不仅仅是不同的政治渴求”[3]。这一思潮在现代中国的表现,又有它的独特之处,这就是其文化方面的主导意向,“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另一特色是,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基本上不牵涉主要的社会政治现状”[4]。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很大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墨守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的政治保守主义。譬如熊十力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便是如此,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封建专制主义深恶痛绝,对民主革命有着深切的向往和极大的关怀。但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却恭敬虔诚、态度保守,远远地落伍于时代。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的巨大声势和由此所产生的强烈震撼,他一方面为反帝反封建的昂扬气势和科学民主的时代声浪所打动,另一方面对批判传统文化的喧嚣情状又深深地感到不安。这种矛盾的心境,伴随着他的一生,显露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

  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自尊感和维护感,随着西风渐炽和传统文化的日趋失势而日见其长,传统文化越是面临困境,它表现的就越是强烈。而这种自尊感和维护感,往往又是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近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和传统文化左右不逢源的困境,恰恰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植根和繁衍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史密斯(Anthony D.Smith)认为,“民族认同感往往威力无比,能够激发许多公民,即使不是大多数公民,产生一种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民族危机与战争时期,尤其如此”。他具体分析了民族情感和传统记忆之间的关系,提出“重新启用文化”的概念:“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试图重新发现共同体的过去,试图把一代代慢慢传递下来的各种集体记忆、神话和传统,阐发、整理、系统化并合理化为一部前后一贯的族裔历史。”[5]在现代主义的强势笼罩下,现代性的刺激促使中国人在文化上自我反省,同时也激发了其迎头赶上的勇气和力量,上个世纪30年代,正值抗战之时,民族空前的危难加重了这种自尊感和维护感的悲壮气氛,并且形成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性,一批立足于民族本位的哲学创造活动及精神产品便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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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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