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理性”概念与其政治社会理论

2018-09-18 09:51 来源:《文史哲》 作者:干春松

Liang Shuming's Concept of "Rationality" and His Political Society Theory

 

  作者简介:干春松,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文史哲》第20181期

  内容提要:理解梁漱溟的思想,须基于对其哲学的核心观念“理性”的认识。通过对梁漱溟的不同时期的“理性”概念之含义的梳理,可以见出从“直觉”到“理性”再到“人心”的不断发展的思想线索。梁漱溟从“乡村建设”到后期对儒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都建立在他所理解的“理性”基础之上。

  关键词:理性/伦理本位/阶级/乡村建设/儒家/社会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15MZD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文明史视野下的‘中国认同’建构”(15@ZH015)的阶段性成果。

 

  与1920年代的那一群逐渐进入学科式研究的新儒家相比,梁漱溟和张君劢等人更倾注心力于现实政治社会活动。梁漱溟虽然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并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获得巨大的声誉,但不久便离开大学而投入到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从192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到组建政党、1949年之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既想当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又想将他的独特思考落实到政治社会秩序的创构中。

  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使命自任的梁漱溟,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态度,并形成了他对于中国民族精神和文化形态的独特认识。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分析阐述,在此不赘。笔者试图从梁漱溟的“理性”概念入手,分析其理论思考与政治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解释梁漱溟看似前后不一的政治立场之间的贯通之处。

  梁漱溟十分看重“理性”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他说:“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①我们知道,现代哲学中的“理性”(rationality)概念是由西方传人的,在其丰富的含义中包含有人类独特的思考力(与本能相比),或者与信仰对应的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通过思考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然而,在梁漱溟的概念体系中,他更愿意用“理智”来指称习惯上属于“理性”的那种能力,认为人类在进行判断推理过程中,难以区隔道德和价值等因素。他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其“理性”概念,并认为中国社会的独特品格与中国人最早发展起来的这种禀赋有关。

  文化是制度和习俗的决定性力量,“理性”既然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那么新中国的建设必然要以之为文化基础。因此,要理解梁漱溟的思想和政治社会实践,非“理性”莫由。对此,陈来先生说:梁漱溟是将“理性”视为人类最为珍贵的特质,也就是将儒家的道德自觉视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理想状态。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多少混淆了道德伦理上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却从根本上确立了儒家价值的优先性,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因此,“理性”是“梁漱溟哲学的最核心的观念”②。

  下文将依梁漱溟不同时期对“理性”的阐述,来观察其观念与行为之间的曲折关系。

  一、直觉与“孔子的道路”

  针对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对立化的东西文化观,梁漱溟决意要替“孔家”说话。1920年和1921年他在北京、济南发表系列讲演,主旨就是从文化的多路向来讨论世界文明的走向,批评陈独秀等人的单向度文明观。

  该系列讲演编辑成讲演录并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名出版。在该书的第二章,梁漱溟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的核心差异在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中国文化中的“非论理精神”。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的科学精神,旨在找寻客观的、确定性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结论是大家共认并可证实的。“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能算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③所谓“非论理的精神”就是非逻辑的态度,由此,梁漱溟区分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不同的成果,并将之冠名为“知识”和“思想”。也即西方人探求知识,而中国人追求思想。

  在该书中,梁漱溟已经开始使用“理性”概念。不过,这个阶段的“理性”还不是梁漱溟思想成熟时期所赋予独特意义的那个“理性”概念,而是更接近于西方思想意义上的“理性”的含义,他将之与“态度”对立。比如,他说:“思想是什么,思想是知识的进一步,就着已知对于所未及知的宇宙或人生大小问题而抱的意见同态度。思想没有不具态度的,并且直以态度为中心。但我们现在所要去看的只在意见上,不在态度上。态度是情感,是意志,现在则要观察理性一面。”④这里他区分了思想和知识,并认为知识是客观的,而思想必然要掺杂着态度。

  按梁漱溟后来的说法,他这个时期的思想还没有成熟,许多替孔子辩护的说法受西方心理学影响太大,所以说服力不足。这种以西释中的方式也表现在他对概念的使用上。这个时期支撑他论说的核心概念是“直觉”,为了比较中国与西方、印度思想之间的异同,他认为首先要考察这三者在知识上的异同,他借助唯识学的知识论方法,即借用“现量”、“比量”和“直觉—非量”三个概念来展开他的分析。

  梁漱溟所说的现量相当于“感觉”,人通过感觉初步形成“自相”,即对于事物的一些特殊的认识。而比量,即是“理智”,通过对感觉所形成的素材(自相)的概括,形成“共相”,进而形成正确明了的概念。人类获得的知识是由现量和比量构成的,“从现量的感觉到比量的抽象概念,中间还须有‘直觉’之一阶段;单靠现量与比量是不成功的。这个话是我对于唯识家的修订”⑤。按梁漱溟的说法,直觉是现量与比量之外的一种特殊的心理作用,约略可以说是进行感觉活动或者理智活动时的一种倾向或态度。而中西印三种文化的不同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根源于“直觉”的不同。直觉各有所偏,一是附于感觉的,一是附于理智的,这也构成中西文明的差异。梁漱溟通过对中国、西方和印度三种文化发展的分析,认为(一)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三)印度生活是理智的。在不同的认识方式影响之下,形成不同的“意欲”,构成不同的生活样态。

  梁漱溟自己也认为这样的表述并不很通顺,解释说之所以作这样的归纳,是想说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过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在分析事物的过程中,理智和算计占据了上风,所以科学发达,但会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所以在社会管理层面主张通过强制的手段来制约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管理方式。

  很显然,梁漱溟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用他有个性色彩的“理性”概念,但是,他的“直觉”概念,已经具备了“理性”概念的雏形。他在批评西方的思维方式的时候,其实是要肯定中国人的“理智运用直觉”的方式,并在日趋科学主义的大潮中肯定“直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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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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