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与华夏传统的关联及其叙事方式的开放性

2018-09-29 10:11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樊志辉

The Problem Awareness,Relation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and the Openness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Chinese Marxism

 

  作者简介:樊志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上海 200234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南京)2018年第20183期 第17-24页

  内容提要:基于现实处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涉及“重建华夏中国的社会想象”“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理念和弱势阶级的翻身理念”“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治理之道”等基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经历三个阶段,即转制翻身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民生建设与统治的正当性、民族复兴与合理性正当性的重置。这三个阶段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其背后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社会转型相似。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要求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学”与“子学”之间的合理的张力与健康的互动,合理利用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精神资源,保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的开放性与主导性。

  关键词:问题意识/叙事方式/华夏传统/开放性/主导性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哲学研究”(13AZX012)和上海师范大学社科项目“中国当代哲学的话语体系”(A023017001002)阶段性成果。

 

  如何在当代中国处境与历史语境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晚近中国哲学家的重要话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甚至对全体中国现代知识人来说,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涉我们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对此问题的审视,就不能不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叙事方式及其与华夏传统的关联。

  一、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下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

  要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就不能不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而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社会空间,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所关联。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就其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效果而言的。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地西方社会的理论针对性,而后者不仅依赖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宗旨,还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状况和需求①。

  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的效果、历史中去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有着共同的文本依据和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现实处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只有从这个独特的现实处境和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

  在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固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但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却不可与其他域外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做简单的类比,诸如不可与基督教中国化、佛教中国化等做简单的类比。这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性地作为学术理论和信仰体系存在于中国,而是作为“国家思想”,或所谓“道统”而存在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真实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在其根本上就是在现代处境与中国语境下,探求如何建构中国的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与现实解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求与现实实践的重心所在。这个问题意识在现代中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重建华夏中国的社会想象。也就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想象,置换传统儒家的“大同”“小康”的社会想象,以及修补康有为、孙中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社会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想象有别于且超越于传统社会想象之处在于它的唯物史观,即用唯物史观超越近代以来的进化史观和中国传统的天道循环史观,从而使现代中国的社会想象以更为坚实的历史观为基础。

  2.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理念和弱势阶级的翻身理念。传统华夏中国的国家理念是奠基于儒家宗法秩序之上的。儒家思想是对传统秩序的合法性论证,也为宗法秩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政道与治道。中国传统的诸子之学,并不是儒家经学思想的对立面,而是其修正与补充。儒家经学面对近世变化的无力,为近代以来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粉墨登场与相互博弈提供了社会空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诸种学说之争中脱颖而出,既是因为它具有现代性的学问品格,更是因为在中国具有现实的阶级基础和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劳动的逻辑又对资本逻辑给予批判,满足了现代中国对现代化向往和对资本主义憎恨的矛盾心理。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超越了传统宗法的圣人神圣论与圣王神圣论,也批判扬弃了建立在商品拜物教基础上的“资本神圣论”,为现代中国提供了基于劳动逻辑的“劳动神圣论”和“劳动阶级-工农神圣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体现劳动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政党神圣论”与“领袖神圣论”。这种精神秩序的颠倒,与近代中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要求,和社会底层民众谋求翻身的精神意向高度契合,这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念在中国不仅具有学理、现实的合法性,更具有精神意向上的合法性。

  3.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华夏新的国家思想的确立,不仅在于它为革命提供了合法性②,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治理之道。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治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现成提供的,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总结出来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不仅是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继承与扬弃,也是对华夏传统治理经验的批判性汲取,更在于基于马克思主义而总结出的“治道”的成功。这个“治道”要现实地体现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建立。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除了理论上的认知以外,更重要的是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治道”的现实历史效果紧密相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所历经的曲折,都是和对这个“治道”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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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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