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庄道家的道德教化方法及其文化渊源

2018-09-29 21:16 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高春花

  作者简介:高春花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河北 保定 071002)

  内容提要:在中国历史上,老庄道家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和补充者,其“以事论理”、“以物施教”、“以史为鉴”的道德教化方法曾经使自己的学说有着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而这些化民之方既依赖于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也与施教主体个殊的生活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老庄道家/道德教化/以事论理/以物施教/以史为鉴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是一个流派众多的庞大体系。但无论是老庄道学,汉初黄老之学,还是汉末道教乃至魏晋玄学,仍然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主线,那就是:道统万物、尊道循道的宇宙观念;抱朴守真、崇俭抑奢的人生态度;重生养生的生命理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治国方略。而以此为内容的道德教化方法也透露出道家独有的睿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以自己特有的说服力征服过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使道家的“帝王南面之术”有过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重温中国道家特别是老庄道家的教化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老庄道家的道德教化方法

  著名哲学史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和实践伦理学。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正如陈先生所说的那样,老庄道家设立自己的道论,决不是出于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和思辨目的,而是旨在将其与现实人的生存状态紧密联系起来,企图通过其理论营造一个消除物役、返回本真的人类精神家园。总体说来,老庄道家对现实世界的状态是极为不满的,他们认为,在有限的生活天地中,人们被林林总总的物质欲望束缚着,一些人为了一己的私利,表象的价值,世俗的虚荣,把真性泯灭在纯粹的物质世界中。为此,老庄道家提出以自然之道为最高法则,要求人们去除根深蒂固的个人占有之心,回归一种朴实的、不以个人占有心为基础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对于这种自然状态,老子解释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p198)在这种自然状态里,人们不过分贪求,人与人之间疏于交往。而庄子对这种状态的期望则更进一步,他认为,人们不但应做到不过分贪欲,而且还要乐于劳作,乐于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即所谓“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回报”。那么,怎样才能消除人生的种种背道行为而返归人生的自然状态呢?正是在这一内在动机的驱使下,老庄道家提出“为道”、“证道”的问题。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1](p169)他明确地将道德实践的主体称之为“为道者”。庄子则使用“体道”一词来说明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如在《庄子·知北游》中,他说:“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老庄认为,所谓“为道”、“体道”,就是要效法道之品性,使自己的生命境界与道体契合。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道德实践主体的“直觉”、“内省”外,还要施之于一定的道德教化手段。于是,以事论理、以物施教、以史为鉴的道德教化方法就在老庄这里凸显出来。

  以事论理即通过具体事例来阐发各种思想主张以达到道德教化之目的。老庄道家既善于从具体事物中总结百姓为人、君王从政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阐发抽象原则以教化世人。于是,大量的寓言故事就成了老庄道家进行道德教育的直接素材和工具。《史记·庄子传》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而庄子的言说方式则是“指事类情”。在老庄这里,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它在万事万物中的作用是“顺其自然”。关于道的作用,老子以车轮为例来说明。他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p27-28)老子认为,车的作用,就是轮的作用,就是“空”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无”,没有这个“空”,车轮的作用就无从显现,“道”也就不起作用了。如同有了车轮当中能够套住车轴的“孔”或“空”,就自然而然发挥了车之用一样,有了各种器皿的那个“空”,才有了器皿的盛物之用;有了房子中间的那个“空”,才有了房子的居住功能。因此,“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是遵循自然、效法自然。

  庄子更是大量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家轻功名利禄、重精神自由的思想。庄子生活于一个动荡、发展的时代。“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2](p249)诸侯国之间频繁的交战、结盟、征伐,使百姓处在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中;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使用,城市的兴起,又勾勒出一幅经济繁荣的社会图景。社会的发展和动荡本应该催生和助长人的自由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人们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为实现仕进理想而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功利态度使建立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文明成了一种外在的囹圄,桎梏着人的精神自由。于是,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以物铭志,表述了反对物役,不要超出本性去强求外在功名利禄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还是“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的斥 ,它们飞翔的物理尺寸及飞翔所依赖的外在条件各不相同,但因为都是在天性范围内活动,所以,它们都是因任自然、自足天性的。庄子指出,在天性之内,尽管“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尽管“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但也无可悲叹。而那些超出本性去追求而贪心不足的人倒是可悲可叹的可怜虫。随后,他又借自得其乐于大自然中的鹪鹩和偃鼠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认知。他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3](p5)人生在世,又何必聚敛财产但恨其无多,购置田地只妒其不广,把外在的名利、地位作为永恒追求呢?这种以事论理的教化方法在《庄子》一书中比比皆是。仅《庄子·让王》一篇,作者就引用了近20个寓言故事或具体事例来说明自己的道德理论。

  以物施教即主张从自然存在物及其运行规律中体悟为人之道,从而达到道德教化之目的。道法自然是老庄道家思想的核心,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p660)老子之“道”,是治国用兵之术,是处世化民之方;老子之“自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指义,有时,“自然”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时,“自然”被描述为自然而然、自成自毁、自生自灭的状态。而老子用于教化百姓的“自然”是指客观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老子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的内在一致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善于观察自然,发现自然,不仅从自然物中获得道德启示,而且注重其道德标范意义,强调学之、效之,并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相应的结果或效应,具有鲜明的道德导向性。在《道德经》第8章中,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1](p19-20)也就是说,圣人为善要像水一样,随物施功,随时善应,去高就下,行止自然,有利于万物又不和万物相争。老子认为,择居要像水那样,避高就下,以贞静自守,以柔顺自安;心胸要像水那样,深沉凝重,静处养志,内蓄灵光;交友要像水那样,怀抱仁爱,施于万物而不自夸,利于万物而不求报;说话要像水那样,真实坦诚,表里如一,毫不虚饰;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做事要像水一样,扬长避短,随机应变;行动要像水一样,抓住时机,行止有序。接着,老子又以江海为例警示从政为王者。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1](p171-172)他认为,那些在上的统治者应该像水一样甘心处下,尊重民意。得道的人要想做好群众的首领,必须言辞卑恭,谦逊处世。

  以史为鉴即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故事和历史传统实施教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老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身为周朝的史官,其《道德经》体现了他“述往而观今”的宗旨。《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明确指出了道有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以史为鉴的化民方法。据胡孚琛、黄钊先生的统计和研究,《道德经》一书中有26次提到古代圣人,并多次引用前人的话语来说明论题。如第2章中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2章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等。庄子也主张以史为鉴,以古人是非矫正今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庄子之世,生产力和商业的发展促发了贵族之间频繁的掠夺战争。大都伐其小都,小都伐其小家,他们贪婪无耻,竞进无厌,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横流的物欲追求,庄子借古讽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倾是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3](p194)他认为,古人能够随遇而安,保持心灵的安适与人格的独立,今人追求名利,为此不惜放弃人格而巧舌如簧、搬弄是非,真是今不如昔!当然,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进步也是势不可挡。如果只因为道德的暂时退步而发出今不如昔的慨叹,那是庄子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但是,庄子以史为鉴,将人们的思想带到过往的“至德之世”,以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其教化方法是可取的。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老庄道家都有追求超越的文化品性,儒家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老庄道家“物顺自然”在精神品质上不无相似之处,但是,儒家的“孔颜之乐”和老庄道家的“至乐”在终极意义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孔子的“有道者见,无道者隐”表达的是一种有条件的淑世情怀,而老庄道家对隐世、避世和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则达到了无限的境界。因此,对儒家的批判成为老庄伸张道家学说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批判的任务又大都是通过对历史的追忆来完成的。面对孔子的仁义礼智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束缚,庄子曾多次追忆过往的“至德之世”。如《庄子·盗跖》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3](p259)《庄子·应帝王》篇说:“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3](p70)《庄子·马蹄》篇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3](p83)为了揭示儒家仁义礼智的虚伪性,庄子同样带人们重温历史,评点是非。儒家提倡仁者爱人,认为尧舜禹三代存留着原始古仆的人道风俗,寄托着人类的大同理想。但庄子指出:“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3](p260)因此,尧舜的慈孝是虚伪的,世间的忠孝信义是靠不住的。儒家如此,其他各家也是如此。“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瀹(yue,火光)乱天下者也”。[3](p88)他们都是虚伪教化世人,真实谋己私利。他说:“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昔日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3](p261)就这样,庄子在对历史事件的姿意评述和嘻笑怒骂中将自己的道德主张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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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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