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重谈科学与民主

2018-10-12 15:20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孟强

Rethinking Science and Democracy

  作者简介:孟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发信息:《世界哲学》第20183期

  内容提要: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张力。为缓解这种张力,本文第一节追溯了柏拉图的超验科学/洞穴政治的规划,这是人们理解科学与政治的主导范式。第二节论证现代科学不是超验科学而是内在科学,后者代表着在世科学家的实践成就。第三节致力于反思政治观念,提出洞穴政治应让位于宇宙政治,将共存或公共世界的构成作为政治的核心议题。第四节指出科学总是已经置身于广场(agora),真理的专制应让位于“外交”,从战争走向和平。最后的结论是,科学民主化是缓解张力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超验科学/洞穴政治/内在科学/宇宙政治/科学民主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科学实践哲学与地方性知识研究”(项目编号:13&ZD068)的阶段性成果。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将科学与民主亲切地称作“赛先生”与“德先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渴望用它们改造中国落后的“旧文化”,塑造自由富强的“新文化”。百年之后,科学、技术与生活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变。这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科学与民主之张力。

  何谈科学与民主之张力?一般认为,科学与民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不可能出现紧张关系。科学涉及知识与真理,民主涉及权力的合法分配。科学以认识自然为目标,民主致力于建立正当的政治秩序。然而,当代科学深度参与公共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众多科技专家进入政府部门,对公共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专家知识与技术制品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与交往方式。当科学步入政治舞台并成为塑造公共生活的力量(power)时,它与民主的关系无疑将发生改变。根据传统,科学的权威性来源于知识合理性,正是后者为科学的典范地位提供了担保。可是,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是截然不同的。依据民主政治规则,一切权力都应当在受众面前赢得合法性,任何不以这种方式合法化的权力与霸权无异。目前,科学一方面参与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却试图凭借知识合理性而为这种参与辩护。在众多科学家及其支持者看来,既然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任何有理性的公众都应当自觉接受。在普通大众看来,既然科学已经成为参与政治的力量,那么它就必须满足政治合法化要求,而这仅凭知识合理性是无法实现的。结果,科学与民主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张力,正如核废料处理、转基因、全球变暖等公共争议表现的那样。这一局面是五四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因此,有必要对科学与民主做重新思考。

  一、超验科学与洞穴政治

  让我们从柏拉图谈起。毕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套影响深远的方案,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理解科学与政治的主导范式。根据这一方案,科学是有关世界的普遍必然性知识(episteme),它超越一切偶然与虚幻之物,具有精确性、确定性与永恒性。政治位于洞穴之中,充斥着无知、欺骗与权力的倾轧。对此,我分别称为“超验科学”(transcendent science)与“洞穴政治”(politics in cave)。

  柏拉图将政治置于洞穴中,给所有参与政治的人都套上锁链。何谓洞穴?这是一个愚昧、昏暗、自私自利的权力场,是虚幻的、变动不居的意见世界。参与政治曾经是希腊人引以为傲的高贵活动。在柏拉图那里,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参与政治的人不具有真正的知识,他们身居流变的现象世界,他们不具有真正的德性。结果,高贵的城邦政治生活被贬入暗无天日的洞穴。可是,“洞穴政治”是相当怪异的概念,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均会表示强烈不满。确实,在柏拉图的叙事结构中,倘若不参照超验的理念世界,“洞穴政治”将丧失意义。在“两个世界”框架内,与洞穴政治相对的是理念世界、可知世界或科学世界。洞穴世界缺失的东西均位于理念世界中:知识、善、理性、美、存在等等。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被建立起来,意见/知识、黑暗/光明、现象/本质、政治/科学等对立结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坐标系。与“洞穴政治”相对,科学被放在了超验的位置上。

  既然政治世界与科学世界如此不同,如何在二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根据《理想国》的设计,这只能借助哲学家——亦可称作“科学家”,根据定义,他们都是拥有知识的人。哲学家是第一批挣脱枷锁、看到阳光并且返回洞穴拯救人类的先知。一方面,哲学家是超政治的,作为知识与真理的追求者,他们必须远离意见世界。另一方面,哲学家肩负伟大的历史使命,应当将真理与科学传播给人类,用理性之光照亮洞穴。“启蒙”(Enlightenment)由此成为可能。于是,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哲学王”概念:“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柏拉图,2002:473D)

  从内涵上看,哲学王是真理与政治的混合体。一方面,他是知识和真理的拥有者,或者理念世界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同时担当治理国家的政治责任。需要特别指出,哲学王的政治地位绝不是诉诸商谈、论辩等政治手段获得的。哲学王之所以能够成为国王,只因为它是哲学家。也就是说,哲学王的政治合法性来自知识合理性——这就是理想国的政治规划。据此,雅典的广场(agora)应当停止论辩,所有人必须接受哲学家的统治。在超验科学面前,洞穴人的政治游戏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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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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