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威性:历史界说与现代困惑

2018-10-18 11:48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阎孟伟

Moral Authority:Historical Definition and Modern Bewilderment

 

  作者简介:阎孟伟(1953- ),男,吉林海龙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研究。南开 300071

  原发信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3期

  内容提要:道德的权威性,主要是指人们在其内心世界中,把遵从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视为完善自我人格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自律性要求。从历史上看,对道德权威性的论证经历了宇宙学论证、神学论证和人本学论证三个基本阶段。这些论证最终都是为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提供具有终极性、确定性、客观性和统摄性的根据。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努力却似乎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现代社会的发展给道德领域带来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惑。道德权威性的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秩序的危机,甚或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危机。

  关键词:道德权威性/宇宙学论证/神学论证/人性根据/现代困惑

 

  所谓道德的权威性,主要是指人们在其内心世界中,把遵从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务视为完善自我人格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自律性要求。也就是说,道德权威性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不是“我们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遵守道德规范”这一更根本的问题。在现代社会道德领域所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绝大多数“道德失范”现象并非没有明确的适用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触犯道德规范的人并非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这表明,当今的道德失范问题,主要不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不够健全的问题,而是道德信念的淡化、道德“权威性”的衰落和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性或道德约束力的下降。

  道德的权威性根源于人的生存的社会本性,同时又依托于人的信仰而在精神生活领域中获得主观的表达。因此,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中,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对于道德的权威性有着不同的文化诠释和历史解答。这些诠释和解答最终都是为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为确立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准则探寻或提供具有终极性、确定性、客观性和统摄性的根据。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努力却似乎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困惑状态。本文旨在通过历史的回顾,梳理有关道德权威性的各种文化界说及其演变的历史脉络,以供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参考。

  一、道德权威性的宇宙论界说

  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道德准则同宇宙本性视为一体,从宇宙法则的永恒性、绝对性中论证道德根据的绝对性、确定性。

  在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中,明确地把对宇宙本原的认识运用于界说道德根据的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视“火”为宇宙的本原,认为“火产生了一切,一切都复归于火,一切都服从命运”[1]15。他把这个“命运”称之为“逻各斯”,强调“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1]17。逻各斯是统摄宇宙万物的法则,人的活动亦受这个法则的支配,因此“逻各斯”作为人人共有且“顷刻不能离的那个东西”[1]26,体现在人们的道德生活和城邦的法律建构中。德谟克利特则把万物的始基归结为“原子”和“虚空”,用原子在虚空中的必然性运动解释万物的生成与毁灭。由此出发,他认为人的灵魂也是由圆的、光滑的、精细的原子构成,而“灵魂和理性是完全同一的就是理性”[1]103。为此,德谟克利特虽然不否认感性欲望的满足具有合理性,但在他看来,感性欲望的满足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粗糙的、相对的,没有节制地满足感性欲望往往会给人带来诸多的痛苦。真正的、持久的幸福是精神的安宁和理性生活的充实。

  与自然哲学家不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思维路线则是把宇宙的本原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精神实体,由此推论出道德的绝对性和至上性。苏格拉底不满意自然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理解,他认为自然哲学家们总是在探讨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或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探讨没有什么意义,真正的问题是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是一种什么力量把世界安排成这个样子,“他们不是在其中去寻找任何最高的力量,倒是希望去发见世界的另一个阿特拉神,比善更强有力,更持久,更能包容;——对善的负担即包容的力量,他们丝毫不想;可是这是我乐意学的原则……”[1]175显然,苏格拉底已注意到把有关世界的“事实判断”同有关世界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他所关注的不是世界是由什么基质构成的,而是推动世界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则。他确信,世界万物都蕴含着一种追求自身完满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好”或“善”。因此,只有“善”才配称为世界的本原,也只有善才是支配世界的普遍法则。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得到了延伸。柏拉图从他的“理念论”出发,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两个部分,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完满的世界,而现实的感性世界则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和“分有”。在理念世界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实在,真理、正义、美等等都是以善为最终根据的。善的理念是绝对的、毫无瑕疵的,因而它是感性世界中各种善行的标准或尺度,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行为之所以为善,就在于它分有了善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同样把善理解为实践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说:“实践理智力的运用就需要品质德性的在场,否则它一开始就会堕落。”[2]113因此,只有善的理念才能为人的实践活动奠定永恒准则。

  在古希腊哲学中,无论是对于自然哲学家来说,还是对于形而上学哲学家来说,道德要么是宇宙本体或宇宙法则的体现,要么它本身就是宇宙的本体或本性,因而它是绝对的、无限的、客观的。人之所以必须遵守道德,就在于人必须使自己的活动与世界的本性或法则保持一致,而不能违反和抗拒无所不在的宇宙法则。况且,人也没有能力与宇宙法则相对抗。这种道德权威性的宇宙论界说始终是西方古代哲学和伦理学的主调。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奥勒留对这一界说作出了清晰的表达:“不管宇宙是原子的集合,还是自然界是一个体系,我们首先要肯定,我是自然所统治的一部分;其次,我是在一种方式下和与我同种的其他部分密切关联着。……因此,由于记住我是这种整体的一部分,我就会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满意。而由于我同与我自己同种的那些部分在一种方式中密切地关联着,我就不会作不合乎人群的事情,而宁愿使自己趋向与我自己的同类的东西,会把我的全部精力放到共同利益上面,而使它离开与共同利益相反的事情。那么,如果这样办,生活就一定过得愉快。”[2]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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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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