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综合哲学形态

2018-10-24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三喜

  萨米·皮尔施特霍姆现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宗教哲学系教授,是当今国际哲学界非常活跃的哲学家。他曾因其在实用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荣获1997年查尔斯·皮尔士学会论文大奖。近年来,皮尔施特霍姆致力于论证和宣传他的“先验实用主义”(transcendental pragmatism)思想。

  除皮尔施特霍姆外,明确使用“先验实用主义”这一说法的哲学家还有卡尔-奥托·阿佩尔和北美著名的现象学学者马克·奥克伦特(Mark Okrent)。但是,因受皮尔士符号学思想的影响,阿佩尔曾建议用“先验语用学”来代替先验实用主义这一说法。另外,与阿佩尔综合康德先验主义和皮尔士实用主义的做法不同,奥克伦特采取的是综合海德格尔式的先验哲学和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途径。

  根据阿佩尔和奥克伦特的表述,先验实用主义不是先验哲学与实用主义的简单融合,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双向互动。一方面,先验实用主义是先验哲学的自然化,但这种自然化并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自然化,因而它尤其反对奎因的取消主义;另一方面,先验实用主义又是对实用主义整体论意义的重审和扶正,这种整体论意义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对还原论的拒斥上。可以说,先验实用主义是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种综合形态,它之所以叫“先验的”实用主义,是为了突显反还原论原则,重新摆正实用主义的非自然主义位置;而它之所以又叫先验的“实用主义”,则是为了自然化先验哲学,使其更加接近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正如皮尔施特霍姆所言,先验实用主义“是一种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同时也是一种重新理解的先验主义”。

  为了论证先验实用主义的合理性,阿佩尔最终选择的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哲学策略,并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产生重要影响,而奥克伦特因受古典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较大,其为先验实用主义提供的道路是杜威式的实践哲学。与阿佩尔和奥克伦特相似,皮尔施特霍姆近年来一直尝试从多个方向来论证先验实用主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心灵哲学和宗教哲学两条路径。

  心灵哲学的论证路径首先认同一种最基本的自然主义规定,即心灵(主体性)是某种特殊的有机物种在与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然进化的结果。然而,皮尔施特霍姆强调,虽然心灵产生于自然,但是我们却不能将其还原为自然中较低等级的东西。皮尔施特霍姆将这种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心灵哲学称为“实用主义的心灵/主体性哲学”。这种实用主义心灵哲学虽然承认心灵的自然基础,但是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对于我们而言世界的存在方式是如何的”。在皮尔施特霍姆看来,实用主义心灵哲学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先验性的。通过重新解释皮尔士、詹姆斯和席勒,皮尔施特霍姆提出,实用主义主体(性)是在世界之中的世界构造者。它不是无世界的,因为它是自然主义的;同时它又是超越世界的,因为对于我们而言,世界作为意义世界是由我们来构造的。正如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自我构建我们的经验对象那样,这种富有生机的、嵌入实践活动的主体参与构建我们的意义世界。实用主义心灵哲学之所以同时又是先验的,在于皮尔施特霍姆对先验哲学的特殊理解和改造。对于康德而言,先验论证是为了说明经验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其结果就是作为知识、经验、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自我。对于皮尔施特霍姆来说,先验的实用主义心灵哲学回答的是相同的问题,但是在结果上却并未走向先验自我,而是走向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心灵或主体,这种自然化的心灵或主体作为在世界之中的行动者(agent)同时也是世界的先验构造(constitute)者。通过实用主义主体的实践活动,世界得以结构化,并由此成了扭结在意蕴之网上的被意义化的世界。

  宗教哲学的论证路径是从对证据主义和唯信主义的批判及超越开始的。在宗教哲学中,证据主义要求对宗教教义或信仰的接受必须基于一定的理性证据。与此相反,唯信主义认为,信仰和理性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关乎信仰的事情只能依靠信仰本身,无需求助于理性的权威。皮尔施特霍姆认为,不管是证据主义还是唯信主义,都各自存在一定的问题。证据主义实质上仍属于还原论思路,它将活生生的宗教经验还原为外在性的证据或事实。但是,在皮尔施特霍姆看来,如果抛开证据主义而仅仅以唯信主义的方式来谈论宗教,就可能使得这种谈论退变为一种神秘的私人话语,缺乏公共意义。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谈论和认识宗教信仰呢?皮尔施特霍姆认为,正是在这里,先验实用主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实用主义传统中,以詹姆斯为例,宗教哲学是基于效用性后果来论证信仰的合理性的。为了避免对实用主义的证据主义误解,皮尔施特霍姆强调,效用性后果不是宗教经验可以被还原成的理性证据,而是宗教经验的可能性条件,我们不应关注实用主义给出的答案,而更应该去关注它追问问题的方式。皮尔施特霍姆将其界定为一种先验的追问方式,因为这种追问试图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来建立宗教信仰的可能性条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皮尔施特霍姆对先验哲学的理解是经过了一番改造和扩展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性条件的语境化,皮尔施特霍姆将其称为“相对化的先天”。在康德那里,可能性条件作为经由先验推理得来的先验原则是确定的、不可怀疑的,但是在皮尔施特霍姆看来,这只有在某种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是可能的,正是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发现某些信念或对某些概念的使用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先验实用主义的宗教哲学论证,一方面是实用主义的,因为它主张要在作为行动者的人类的实践活动和效用中来理解宗教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先验主义的,因为这种理解不采取还原论的思路而立足于一种扩展化了的先验推理,它并不注目于宗教现象,而更多地是对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条件的追问。康德早就明确表示过,他将那种不是关注对象本身而是关注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对象的先天概念的追问称为先验哲学,先验实用主义与此类似,只不过其中的先验因素不再是绝然明晰的原则,而是能够在实践语境中被相对化和处境化的东西。

  虽然正面提倡先验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并不多见,但是如果从先验实用主义的解释学视角来看的话,许多哲学家都可以被列入先验实用主义者行列,如后期维特根斯坦、普特南、布兰顿、麦克道威尔,甚至还有某种意义上的海德格尔和德勒兹。先验实用主义拒斥扁平的、毫无张力的自然主义(麦克道威尔意义上的“露骨的自然主义”),同时又没有滑入“分叉的”二元论的柏拉图主义,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立体的、有张力的一元论。先验实用主义更倾向于恢复实用主义哲学本来的位置,皮尔士、杜威等人的经典实用主义哲学本来就是一种自然化的康德主义或黑格尔主义,而不是如通常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以效用为目标的庸俗处世哲学,更不是一种还原论的自然主义。但是,先验实用主义综合先验哲学和实用主义的途径并不十分明确。目前来看,以奥克伦特为代表的先验实用主义倾向于依靠实用主义中的实践哲学维度来推进综合,而阿佩尔、布兰顿等人则倾向于实用主义中的符号学和语言学维度,皮尔施特霍姆则尝试在更多的方向上(心灵哲学、宗教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来进行论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克尔恺郭尔主体性真理观研究”(15CZX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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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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