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城市社会的生命自觉与风险治理

———种城市哲学与文明批评史的视角

2018-10-31 10:54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忠

Self-awareness and Risk Governance of Urban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Criticism on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陈忠,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0182期 第48-56页

  内容提要:城市社会日益成为一种复杂的、生态性、生命型的风险社会。理解与营建城市社会,迫切需要生态生命意识与风险意识的统一性、同时性、互嵌性自觉。一部城市史,是一部人与风险始终相互伴随、相互作用的历史。城市行动、城市发展的辩证性、负面性,城市观念、城市认识的滞后性、片面性,城市运行、城市建制的问题性、脆弱性,是生成城市风险的主要原因。人是城市的创造者,也是城市风险的根本源头。治理与防范城市风险,需要对城市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特别需要对人的身心与行为进行启蒙、约束与治理。

  关键词:城市社会/风险社会/生态与生命自觉/生命与生态治理

  标题注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人文社科重大项目(2017-01-07-00-07-E00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FZX051)。

 

  城市社会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为人们带来更为舒适生活的同时,其代价、风险也在不断加大。一方面,城市营建所包涵的自然、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内容与要素相互交织、深度互嵌,日益呈现出生态性、生命性;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所遭遇与激活的风险不仅来自自然生态,也来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生态,来自人自身的生活、生产、行为方式等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不同维度与层面的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嵌入。

  一、城市社会的生态、生命本性

  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总结性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对人类文明、城市文明的生态、生命前景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生物圈是人类的唯一栖身之地。“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可能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地,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1](P8)但“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1](P9)。“人类是生物圈中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1](P17)反思人类文明、城市史,一部文明史、城市史是一部进步史,也是一部由于人类的活动而不断破坏人类的生态家园、生命本性的历史。我们需要反思与改进自身的思想与行为,需要一种更为全面的自然意识、生态意识、文明意识,需要一种更为成熟与全面的文明建构与城市营建行为。

  《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也对人类文明、文明进步的生态与综合后果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在他看来,文明研究需要自觉的社会关系与文明视角,需要关注不同社会群落之间的文明共同性、文明多样性、文明对抗性,也就是相互依存、相互不同、相互对抗。“这三者都属于一部这个世界本来的历史——不管这是因为什么。”[2](P33)同时,历史研究与文明研究还需要关注系统的人类文明与系统的自然存在的关系史、互动史。“还有人类另一个层面的经验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即我们与构成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所有其他有机物的相遇和冲突。”[2](P33)在他看来,与人互动的自然生态史是文明史的重要部分,同自然的互动史对政治与经济史有重要影响。历史与文明进程是政治、文化、经济、自然生态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多维度的综合史。“缺少任何方面显然都不适应人类状况的复杂性。”[2](P34)但已有的历史与文明研究往往相对忽视研究文明史的生态基础、生态属性,“关于这方面历史学家所知甚少”[2](P34)。这种忽视与不足,严重影响了政治史、经济史等研究的水平。经济、政治、社会同自然生态变迁的关系等“人类历史的这些层面因此也应当在对过去任何真正满意的记叙中有一席之地”[2](P34)。推进更为全面的生态生命自觉,在文明研究中突显生态叙事,对深化历史与文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重文明与生态的关系研究,注重研究文明的生态性,注重从生态、生命视角探究文明变迁的原因与逻辑。《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卜正民认为,气候生态是文明变迁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国元明时期的历史变迁具有深刻的生态、气候动因。他写道:“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3](P17)卜正民对文明变迁中气候与自然生态因素的强调非常重要,但他似乎忽视了人的制度、生产、生活等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其实,对大跨度、大尺度的历史与文明研究而言,不仅需要注重单向作用的朴素的生态意识,更需要一种更为自觉、全面、双向历史互动意义上的生态、生命意识,一种经过反思的人与自然互动,自然生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态互动意义上的生态、生命意识。但总体上,这种经过反思的、互动性的、全面的生态思维、生命意识还没有成为文明研究的基础意识、基础思维。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标志、历史转换的重要方向。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镇文化……世界历史便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尺度”[4](P79)。在城市与文明的同一中,城市与城市社会是一种综合性存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等各个方面。但在历史转换中,特别是随着现代性的成长,以科学技术、现代工业、建筑工艺、现代管理等为基础,人们似乎获得了一种超越与控制自然、社会与人的生命限度,随心所欲营建城市与推进文明的能力。人们日益把追求更有效率的增长、更为繁荣的经济、更为巨大的建筑、更为丰富的财富作为文明与城市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起源、过程与结果都具有综合生态性、生命性的文明与城市进程被简化为相对单一的经济过程。城市生命体、文明生命体被简化为经济生命体。如果继续固守单边、单维的发展主义、经济主义,如果没有全面的生态、生命意识的自觉与确立,城市社会营建将遭遇更为严重的文明代价、文明成本。

  面对不断深化的问题,我们需要追求文明的进步、城市的发展,一定需要以一种人和自然相对立的方式推进么?一定需要以一种不同社会政治体相对立的方式推进么?文明与城市社会的营建,是否可能以一种多因素协调、多维度和谐的方式推进?显然,推进文明与城市发展,需要更为全面的文明自觉、生态与生命自觉。

  在《文明的力量》的作者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看来,文明不是一个纯属人的概念,不是一种同自然生态无关的纯社会文化概念。“文明会制造自己的栖息地。”[5](自序1)“我想要变换一下思考文明的方式:把文明描写成一个物种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为适合人类使用而改造的环境,而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不是集体自我改进的某种过程……我主张‘文明’这个词的正确用法应该是指某个类型的环境;但是这个意思已经被误用的意思淹没,有待重新挖掘出来。”[5](自序2)“我把文明视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一种互动关系,所有社会的文明程度是按社会本身的条件来衡量的。”[5](自序5)“文明是受环境制约的,不是由环境‘决定’的。”[5](自序4)可以看到,人的因素是文明与城市生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没有人,也就没有城市与文明;同时,自然生态是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基础性生态,如果缺少了自然生态,文明与城市不可能生成、转换;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文明与城市是由人所构成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种互动性、互相嵌入性的生态生命体。在近代启蒙理性与经济现代性语境下,人们曾经阶段性地忽视、遮蔽了文明与自然的互动性,并阶段性地以一种非关系性、非生态性、非生命性的思维看待与推进发展。这种忽视与遮蔽有其阶段性合理之处。但在当今的城市社会语境下,在以城市代价为代表的发展代价、发展风险日益严重的语境下,迫切需要重新确认文明本身的生态、生命本性,推进文明的生态、生命自觉。

  在地理思想史学者、《所有可能的世界》的作者杰弗里·马丁看来,“地球表面是这样一个地带,即向下达到人类可以穿透的深度,向上达到人类一般可以到达的高度。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艺术都是从人类对这个地带的观察中出来的……人类自身则受到他们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作为周围环境变化中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复杂联系和相互交织中作为标记存在的事情和事件,构成了所谓的人与环境的系统。”[6](P2)城市与文明正是由人构成的社会生态与自然环境生态相互作用的一种生命结果与生命成就。也就是说,城市与文明,是人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种人文地理存在。这种关系正如梅洛—庞蒂等对人与时空的关系揭示,“我并不在时空中,我也不去设想时空;我就属于时空,我的身体与它们混合在一起并包含了它们”[7](P401)。人、自然、城市的关系正是如此。属人的城市处于属人的、人化的自然之中,人、城市、自然始终相互嵌入、相互影响。人生产与发展城市的过程,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嵌入、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的过程。当这种相互嵌入在自然与人本身、社会的承受限度之内时,这种相互生成是良性的可持续的;当这种相互嵌入与互动跨越了自然、社会、人的本性的限度时,就成为非良性的、不可持续的。在这个综合风险频发的时代,我们需要生态自觉,但这种生态自觉并不意味着在原有的思维框架上重新引入自然要素。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推进一种超越人与自然分立、对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意义上的文明自觉、生态生命自觉。

  笔者认为,生态性、生命性也就是一种复杂多因素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生态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体自身间性意义上的人自身的生态,二是主—主间性意义上的社会生态、社会有机关系,三是主—客间性意义上的人化自然生态,四是客体间性意义上的纯自然生态。对城市社会而言,其生态性、生命性也具体地全面涉及这四类生态。城市社会虽然是一种全面的人工社会,其运行的每个方面与环节都日益需要人的自觉营建与照料。但是,城市社会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主体间性意识上的存在,而是一种全面的间性存在。生态自然或者更准确的说经过人工干预的生态自然,始终作为一种条件与基础制约着城市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当人对自然生态的干预与改变超越了自然生态的可变限度时,城市社会就会遭遇所谓的自然生态危机、自然生态风险;当城市发展对政治社会文明及人自身的生态改变,超越了属人社会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实限度时,城市社会就会遭遇深刻政治、社会、文化等危机。在当代景观社会理论视野中,城市作为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景观,这种景观,不是一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二元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多种要素相互交融、相互嵌入的混合性存在。不能用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城市。作为景观的城市不是纯物质性的存在,也不是纯意识性的存在;不是纯政治性、纯文化性、纯自然性存在,而是一种交融性的生态性存在。“景观是具有独特意识形态编码的物质性生产。”“景观并不只是人类活动的一道风景,而是包含了作为某种限定要素的人类活动。”[7](P392)“景观并不是强大凝视的疏离对象,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性象征体系。”[7](P395)

  理解城市社会,需要一种同城市本身的属性相契合的思维方式。正如城市学家雅各布斯所说,“哪一种思维方式会有用,或者会有助于产生正确答案,这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而取决于这个问题的固有本质。”[8](P393)“城市就像生命科学一样也是一种有序的复杂性问题。”[8](P397)“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步从有序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这种有序复杂有机体充满了很多未经检验的关系,但显然这些关系不仅互为关联,而且完全可以被理解。”[8](P402)城市是一种复杂而全面的生态性、生命性存在,是人自身机体意义上内在生态、生命,外在自然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生命,人与人关系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生态生命的复杂有机构成。这种全面的生态性、生命性是文明、城市、城市社会的内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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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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