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思想未能从本质上超越资本主义思维方式

2018-11-02 10: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寅

  “加速主义”是一种试图通过在资本主义内部加快其发展速度,最终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边缘的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借用并发挥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相关思想,却在具体阐述时走向了另一极端。

  加速主义的新近发展

  加速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随后影响到英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展到顶峰。它的核心思想是指试图加快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扩张和进步的趋势,以便把资本主义推向危机和崩溃的学说。英国学者尼克·斯尔尼切克和亚历克斯·威廉斯在《加速主义宣言》一文中吸收并阐发了这一思想。

  斯尔尼切克和威廉斯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发现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其中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技术科学的加速主义本性,并从中看到了解放的潜力。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没有抵制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就,而是“尽可能地运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经验数据,力图充分地理解和改造他所处的世界”。在这一点上,许多西方左翼思想对技术进步的质疑是与马克思相悖的,因此他们陷入了复古的、浪漫的倾向。他们引用列宁的观点,指出对“大资本主义技术”的忽视或敌视将使大规模的、“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变得不可能,以致社会主义只能在小型的共同体中实现,而这与现代文明的进程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对小型共同体的憧憬过于贴近无政府主义。

  然而,资本主义最终并不能贯彻加速主义,而是“已经开始扼制技术的生产力,或者至少是把这些生产力引向不必要的狭隘的目的”,因而并不能维护现代性的成果,反倒会背离全球化,“走向原始主义、无休止的危机和地球生态的崩溃”。值得一提的是,与“技术进步危害生态环境”这一老生常谈的论调不同,斯尔尼切克和威廉斯认为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压制和扭曲才是罪魁祸首。他们随后宣称,左翼必须走出对民主、开放、包容等伦理和政治观念的沉迷,重新以启蒙的方式理解并运用最新的技术,如“社交网络分析、基于能动者的建模、大数据分析和非均衡经济模型”,由此达成一种全新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掌控”的启蒙,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新的无产阶级权力和后资本主义社会。

  加速主义的观点不仅反驳了20世纪早期以来,尤其是受韦伯和海德格尔影响的左翼对技术的抵触和抵制,而且动摇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左翼的支配地位,这无疑是一次剧烈的冲击。同时,它也响应了时代的某些特性:一方面,它诞生于对当代左翼的不满,因为后者要么陷入悲观的历史终结论,要么被偏左的自由主义所收编和利用;另一方面,它诞生于跨学科研究在当代的兴起——伦理、政治等领域的学者与技术科学的研究者之间至少上百年的割裂如今似乎有弥合的趋势。

  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然而,斯尔尼切克和威廉斯所表述的加速主义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他们未能处理一个经典的理论问题,即危机的历史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讲,危机是否有助于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的诞生。加速主义的回答是相对乐观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给出如此简便的回答。

  对19世纪50年代或更早的马克思来说,危机的确意味着一次难得的时机,更有可能发动彻底的社会变革、推翻资本主义秩序;但即使在那时,马克思的主张也完全不是设法加速危机的到来,而是充分把握由已经发生的危机所开启的可能性——这两者决不能混为一谈。在动荡不安的历史关头可能把社会引向更好的形态,显然不能推论出应该让动荡尽快到来,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发生的动荡完全可能变为单纯的破坏,最终导致原先的资本主义秩序的重建乃至更加反动的社会形态的复辟。用更加抽象的话讲,危机更多地是以一种难以预测的方式自行开展的事件,而非由试图改造社会的人强行推进的东西。总之,加速主义的前景在上述时期的马克思眼中是含混不清、充满风险的。

  晚年马克思看待危机的态度越发谨慎,因为他发现危机不仅未必有助于颠覆资本的统治,反倒还是资本巩固自身统治、消除不利因素的一种有效手段。例如就产业资本而言,“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也就是说,危机尽管伤害了最初创业的资本家,却让随后接手的资本家发了大财,因而未必是对现存状态的破坏,尤其是当接手的资本家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分时。就金融资本而言,危机在造成恐慌的同时能够让过分高估的资产现出原形、让繁荣时期的浮夸和骗局难以为继,从而以巨大的代价促使整个金融和经济合理化、回到可持续的轨道,所以同样可能对现存状态的延续是有利的。总之,危机逐渐演变为一种虽然不能经常使用却可以应对特殊局面的治理手段。

  马克思的这些成熟思想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却很少得到足够的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经常被简单地概括为由个人的、局部的理性所掩盖的社会整体的非理性,但这并不全面。资本的非理性突出地体现在经济复苏和过热的阶段,前面提到的创业和金融领域的浮夸在这时特别活跃,形成了无数通常所说的泡沫;随后在危机和衰退的阶段,资本的理性就占据了主导地位,消除了大量泡沫。可见,资本主义并没有单纯偏向理性或非理性,而是在两者的交替中维护并强化自身。许多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无法完整地把握这一点,而马克思从黑格尔等人那里继承的辩证法更加适合思考这类矛盾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更加宏大的层面上看到了危机作为治理和规训手段的用法:在全球格局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能够以许多方式引发或威胁引发弱小国家的危机,以便迫使后者屈服。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在其中发挥了类似的作用。这意味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代战争一样成了全球性的阶级秩序再生产的一环,不论这一秩序被描述为第一和第二世界对第三世界还是北方对南方或中心对外围。从思想史的角度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秩序再生产的分析主要停留在西欧和北美各国的内部,如今则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同时,立足于主权、民族国家等观念的现代政治也在学理上遭到了挑战,因为倘若多数国家在危机的压力下不得不配合强权国家,主权作为至高权力的角色就无法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几乎不可能催生出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

  客观看待加速主义

  第一,加速主义有力地发挥了马克思思想中对启蒙、现代技术和组织的肯定,扭转了其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第二,加速主义肯定了生产和技术的领域相对于伦理和政治的基础地位,因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接近马克思本人而非其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第三,加速主义未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对复杂而细致的危机理论理解得不够,就此而言忽视了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贡献。第四,加速主义的批判比较适用于相对发达的地区,未能关注到第三世界的诸多特性,从而忽略了人类发展的很多重要问题。

  总而言之,《加速主义宣言》要求社会批判的重心应该相对远离伦理和政治、靠近技术和启蒙。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或许还有助于西方社会反省20世纪资本主义的种种偏差,可是它对危机的认识既未能充分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又没有吸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后续发展。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加速主义,或是斯尔尼切克和威廉斯提出的《加速主义宣言》,都不能从本质上超越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离马克思的思想依然相距甚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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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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