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永:克劳斯·奥菲论福利资本主义国家

2018-12-04 09: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建永

 

  克劳斯·奥菲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传统,将社会学的系统功能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相结合,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理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管理做出了精辟论断。

  福利国家的矛盾

  奥菲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化转型看作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中最重要的特征,而这一转型带来的最突出变化无疑是使国家权力的范围获得了极大的充实与扩张。从单纯的目的论上讲,福利国家本是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而不是使其改变的一个环节。福利国家的出现旨在弱化阶级冲突,维护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持续存在和有序进展。然而,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又使国家摆脱了纯粹作为维护资本统治需要的工具性角色,强化了国家本身所蕴含的相对自主性的内涵。伴随着住房补贴、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全方位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工人和工会权力的强化以及企业的高额税收等措施,不仅工人反抗资本控制的潜在能力不断得以强化,而且资本的运行越来越多地摆脱了市场机制的束缚,转而依赖于国家政策的调节作用。由此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大量的资源集中掌握在官僚集团与政治精英手中,从而增加了集权化的福利官僚机构摆脱社会控制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信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来说,福利国家越来越成为一种怀疑的对象、批判的对象和政治斗争的核心,从而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与魅力。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与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延续严重依赖于福利国家为其赚取的合法性资源;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需求又与福利国家的理念背道而驰,无法共存共生。

  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目的

  奥菲指出,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运行以经济生活中的私人占有为基础,但是从法律原则上讲,国家并无权控制物质资源的运行。另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国家政策最抽象和最一般的特征就是保证个体经济行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顺畅,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这样做是在维护特定阶级的利益,实际上它是在维护所有阶级的普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奥菲倾向于将资本主义国家定义为一种既不维护特定阶级利益,又不与特定阶级结盟,而是以支持和保护那些维持资产阶级统治所必需的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功能性系统。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制度形式主要由民主制和代议制的政府规则所决定;其物质内容则由积累过程的持续性要求所决定。而具体到物质积累过程而言,其最重要的途径无疑就是普遍化的商品形式。奥菲指出,所有形式的国家政策,其目的都在于维持价值的商品形式顺利进行,亦即使一切社会要素,无论是劳动力还是产品、资本,都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顺利地实现交换,获得其存在的价值,并迅速投入下一轮的交换环节,而所有的商品形式和交换环节则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因此,奥菲认为:“尽管积累者的主要旨趣并不在于‘行使’国家权力,但掌权者出于其权力之故,却必须对维持和保证一个‘健康’的积累过程持有兴趣。”

  国家权力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持存,但是在实际商品化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积累的要素都能够顺利进入市场,成功交换到自己的价值。例如,待售商品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经济危机带来的资源闲置与浪费;劳动力职业技能的缺失;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将资本主义社会推向毁灭性的边缘。因此,商品化的失败迫切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组织起全部的社会资源,进行一场“行政性再商品化”,亦即“以政治手段建立起一种使合法经济主体能够以商品的形式发挥其功能的条件”。奥菲指出,正是“行政性再商品化”的迫切需要催生了福利国家的诞生。

  危机管理的方式

  交换原则无疑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原则,但仅有交换是远远不够的。资本主义的运行还需要一个“侧翼子系统”来发挥一种系统的组织建构与平衡作用。因此,奥菲将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划分为经济子系统(交换)、政治—行政子系统(国家)和规范子系统(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组织联系,却又严格遵循相互隔离的原则,并在互动过程中影响着社会整体运行的方式、危机出现的程度以及危机管理的方式。

  奥菲指出,在经济子系统、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三者的关系上存在着“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两种方式。所谓“积极从属”,主要意指“后两者的建构方式为经济子系统所决定,并为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原则的功能发挥积极贡献,为它的存在积极创造前提条件”,而“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原则”即是上面谈到的交换原则。所谓“消极从属”主要是指经济子系统限制并隔离了其他子系统,使其无法发挥在促进与保障交换运行中的实质性作用。奥菲主张,借助于“积极从属”与“消极从属”关系,可以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区别为以不同的支配原则为标志的四个阶段:首先,交换领域的支配地位催生了社会化过程,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私人控制“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其次,资本总体运行的无政府状态催生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并开始承认和利用国家权力这一调节媒介,从而保证资本关系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支配地位,而这也标志着“积极从属”的经济自治化过程的动摇,以及向“消极从属”关系的退化。再次,由于作为整个社会组织原则的交换原则的失败,导致了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调节原则的自主化,也导致了其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界限问题的产生。原本作为补充性调节原则存在的政治—行政子系统不断扩张其活动的领域与权限,逐渐威胁到经济原则的支配地位,从而造成一种危机的倾向。最后,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究其原因并不在于普遍意义上的经济领域,而是指向“第二层次的危机”,即与界限问题相关联的危机趋势,它的主要表现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越是被迫运用‘外在调节机制’,它就越面临防止这些侵略性机制的内在动力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难题”。

  奥菲主张,福利国家的诞生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系统中“消极从属”因素的扩张,亦即政治—行政子系统在社会控制和支配过程中作用的增加与地位的抬升。一方面,虽然经济系统担负着以税收的形式为政治国家提供动力的责任,但同时其功能的发挥也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持续干预作用,以消除其内部存在的功能失调;另一方面,虽然政治权力的行使有赖于规范性系统提供广泛的“大众忠诚”与“分散性”支持,从而强化自己的合法化地位,但是,政治—行政系统所采取的福利化措施又成为规范性系统得以持续存在的必要性条件,并对规范性系统的期望、形式及其倾向发挥着广泛深刻且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奥菲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中的新现象与新事物,并对这些新的变化做出自己的阐释与解读。奥菲坚持认为国家的自主性永远都是相对的,与国家本质上具有的阶级性相比,自主性永远只是居于从属地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本质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证明。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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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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